李：充气羊的作品跟您当初考古的经历有关？

杨：实际上我当时特别想做一个能够触动人的作品，而马和羊能让人联想到畜牧，跟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可能骑马，吃羊肉；所以在这两个动物身上做工作才能最深入地去触动人的内心。后来我就给它充成一个圆球，还不是充胖，因为只有完全充大成一个球，才能把它原来的形体消解掉，但同时又保留动物皮毛的质感。当这个作品最后生成的时候，我会如释重负。然后特别希望在展览时看看观众的反应。在欧洲展览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对我的作品产生反应的，第一是小孩，因为小孩本能地喜欢圆球；第二最受刺激的是动物，像狗一见到这东西就害怕；但看过之后最紧张的是成年人，因为他清楚这种动物原本是什么样，他能感受到这个动物被充气之后的疼痛，这种疼痛太明确了，让人无法逃避，也无需用语言去表达。所以通过这个作品我真正想得到的是跟观众的一种交流，通过交流，我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作品，回顾自己最初的意图。其实做这个作品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第一感觉，你想让观众感受到的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直觉，我的作品的生成，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留直觉的新鲜感。

李：在90年代艺术家的艺术之路是很艰辛的，不像现在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在那十年里，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寻找自己的艺术之路？

杨：我特别喜欢回头看，这是我的一个经验。比如说你跑到最前面，但再往前的东西对你来说是未知的，你只对你走过的道路有经验。所以我的工作方式就是去回顾并体会我以前的冲动和直觉，去认识人是什么。我只对人感兴趣，因为人的内心是很复杂，很神秘的，我希望通过艺术来呈现一种很实在的人的感觉。所以有很多打动人的艺术作品，你什么时候看都会感动。

李：您觉得回到绘画上来的那种表达跟拍纪录片有什么不同？

杨：拍纪录片是一个集体完成的事，它受到的限制很多，首先到一个地方得租很多东西，还有各种沟通，常常就陷在很琐碎的事情中。而你在整个过程中只是一颗钉子。而在艺术当中，只有你自己，别人伸不进来。艺术是很个人化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真诚地在画，但画完你会判断那其实不是自己。这需要一种能力，一种经验。

李：刚开始回到绘画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杨：当你在学院的时候，你可以画任何东西，但当你毕业了，你的身份在转换的时候，你要开始思考自己以后要干什么，而艺术家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的语言是什么。但当时我没有办法很快地去生成一套很成熟的东西。那时候恰好我对考古有兴趣，又有机会，又可以赚钱我就去拍纪录片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深刻体会到一个空旷的大环境对人个体的那种冲击。当时我在戈壁滩，周围360度都是一条平线，开车六个小时还是平线，我就感觉整个人被抽离了，那种力量感是我希望通过艺术去表达的，艺术需要呈现出让人震撼的东西，首先它要有力量，现在中国人所有的思路都是有力量的，一种“愚顽”的力量。这种力量促使我们几年就完成了欧洲上百年完成的转变。

李：外界对您的认可是从什么时候？

杨：我没有太注意这些，但每次做展览压力还是很大，有时候焦虑，有时候愤怒，反正各种感觉都有，每次做展览这些感觉都会经历一遍，不会因为你以前的作品大家认可了，你就没有负担了。

李：很多人就局限于一种形式的作品，但您一直在丰富自己的艺术形态。

杨：我觉得人就不应该受限制，也不需要有所顾忌。如果一个艺术家一辈子就画鸡蛋，就觉得老有没说完的话，那这也很棒。

李：您把架上和雕塑这两种很独立的语言都做的很出彩？

杨：其实早在98年我就对雕刻有一种冲动，这个冲动我自己一直都很认可，不像其他冲动第二天醒来，就删除了。但雕刻这件事跟我太密切了，就像钢琴家对钢琴的苛刻，是有个人原因的。我对雕像的处理也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这种个人的原因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因为欧洲雕塑艺术对我们的启蒙也是从小就开始了。后来有人就说我的作品是用优雅呈现暴力，但又让所有人都喜欢去摸那个石头。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