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审美平等之名进行的批判在今天尤为必要。如今，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到目前为止最大、最强劲的图像生产机器，其强度和效率都远远高于我们的当代艺术系统。我们不断接收到各种战争、恐怖、灾难的图像，就生产层面而言，凭手艺干活儿的艺术家根本无法与之较量。同时，政治也开始向媒体形象制造转移。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通过公关宣传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形象。与之相应，我们对政治家表现的评判也越来越偏重审美层面。不少人常常哀叹上述事实说明“内容”和“实际问题”已经被“媒体表象”遮蔽。但政治审美化倾向加剧也给了我们一个从艺术角度分析和批判政治表现的机会。即，受媒体驱动的政治在艺术领域运作。第一眼看去，媒体图像的多样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如果把政治和战争图像跟广告、商业电影、娱乐图像加到一起，艺术家——当今现代性中硕果仅存的手艺人——似乎绝无可能战胜这些超级图像制造机器。但事实上，媒体图像的种类非常有限。为了在商业大众媒体上有效繁殖和发挥作用，图像必须易于被广大目标受众辨识，这就使大众传媒几乎充满同义反复。大众传媒里的图像种类远远不及美术馆或当代艺术创作产生并保存的图像种类丰富。因此有必要保留美术馆以及更广义上的艺术机构，在那里，我们可以在当代大众传媒的视觉语言和以往时代的艺术传统之间进行批判性比较，进而重新发现那些指向审美平等的艺术理想和事业。

今天，无论是艺术圈内人士还是普通公众，都对美术馆抱有一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各方都不断有人主张美术馆的机构界线应该被逾越、拆解或完全消除，以便给予当代艺术在真实生活中表达自我的全面自由。这种呼吁和要求已变得非常普遍，甚至可被认为是当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取消美术馆的呼声似乎遵循了早期前卫艺术的策略线索，因此得到当代艺术圈的全心拥护。但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对于这些取消美术馆系统的呼声来说，其语境、意义和功能和早年前卫艺术运动时期相比都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哪怕所用语言和方式让人感觉非常熟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术馆决定并代表了社会主流趣味。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术馆的抗议就是针对艺术创作主导规范的抗议——同理，也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艺术诞生和发展的基础。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美术馆已被确凿无疑地剥夺了规范作用。现在公众对艺术的认识来自广告、MTV、电子游戏和好莱坞大片。在社会主流趣味由媒体催生并引导的当代语境下，废除美术馆机构体制的要求自然带上了和前卫艺术运动时期迥然相异的含义。今人说到“真实生活”，往往是指全球媒体市场。这就意味着：目前针对美术馆的抗议已经不再是为了争取审美平等而反抗规范性趣味的斗争，而变成维护并巩固当前主流趣味的行动。

然而，艺术机构在媒体的描述中仍然是一个筛选的场所，是少数专家和内部人士行使裁判权的地方，由他们进行第一步判断，决定什么东西是艺术，什么东西是“好”艺术。按照这种假设，上述选择过程对一般观众而言必定是难以理解、难以参透的，最后当然也就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相应地，你忍不住会想为什么需要别人帮你裁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为什么不能自己选择自己希望认可或欣赏的东西为艺术，而无需借助中介或听从来自策展人和艺评家高高在上的专家意见?从大众传媒的视角来看，美术馆的传统使命似乎已经与时代脱节而且不真诚，甚至有点儿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而当代艺术本身也不时表现出某种跟随大众传媒时代诱导的倾向，自愿放弃美术馆，转而追求通过媒体渠道的传播扩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艺术家愿意参与媒体活动，参与更广泛的公共交流和政治，换句话说，参与美术馆界线之外的“真实生活”。这种开放使艺术家可以面向并吸引更多观众;也是一种比较体面的挣钱方式(过去，艺术家必须从国家或赞助人讨来这笔钱。)艺术家由此获得一种新的力量感、社会参与度和公共知名度，而不用好像媒体的穷亲戚一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所以，脱离美术馆束缚的要求实际等同于把艺术打包并商业化，具体做法就是让艺术适应由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审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