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背景分析

其实，价值观问题，包括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形象问题，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的。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发展历史看，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艺术界就开始出现了关于“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当时的讨论，早已大量涉及到身份认同的问题，价值认同的问题，以及中国艺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自己的形象，等等。身份认同的背后就是价值归属的问题。所以说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问题，在十几年前，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讨论中间就已经包含了很多理论上的思考和争论。

当然，当时讨论“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在艺术界的主要缘起是因为中国艺术家开始受邀参加各种国际性的重要艺术展览活动，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整体层面来看，其主要缘起是媒介的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即网络宽带等信息化技术发展带来的传播，以及由此形成的西方当代大众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如果说，十几年前开始的讨论，起初还透露着各方面人士的担忧和焦虑的话，那么，今天这样的话题重又提起，就不再简单地是围绕着要不要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或者更大范围讲不再是围绕着传播媒介的合法性和技术性层面纠缠不清了。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国参加展览，我们也都在使用并享受着这些媒介技术，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开始使用新出现的各种媒介和技术进行艺术创作。面对这些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又勾起了我们这样的话题呢？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打造”出一种可以辨识的艺术象征形式或者说国际形象呢？这种形象能够被有组织地设计出来吗？如果能够被设计出来，它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呈现呢？

当艺术媒介、语言、风格和形态不再成为不同文化之间优劣高下和相互交流的屏障的时候，决定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和异质性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看来，我们缺少的是“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超越科学技术甚至超越文化媒介形态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即文化艺术内在的精神、内核上的品质。而从文化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术语表述出来，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符合当代艺术实践的“方法论”。而个别学者更是将这种缺乏提升为尚待证明的“价值观”的高度，并且拿出的“灵魂”论来比喻。 

正像十几年前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争论那样，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问题被一些学者多次触及甚至被个别学者反复提出，从问题提出的逻辑方式看，其实依然存在着一种危险，即把非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以及非中国的个人或组织机构，所发生的支持、展览、购买和拍卖中国当代艺术的行为和活动，对象化、异己化甚至妖魔化。在这些学者的潜意识中，非中国的当代文化现象、个人或者机构组织，作为中国的“他者”，有其强势的“国际形象”、“方法论”、“价值观”和“灵魂”，正是这些后者决定了非中国的当代文化在今天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因此，今天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若想超越非中国的其他当代文化，或者要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就必须自主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灵魂”。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年前国内学术界强调弱势文化的多元性和边缘性，以此对西方中心文化构成一种批判性和解构性，拒绝文化一体化，即西方化，或者更准确叫美国化。那么，今天这一系列学术内部理论思路的出台，更希望以此来“颠覆” 非中国的“他者”文化的理论支撑，从而在学术的内部核心部分找到超越于西方的软实力。通过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在文化的地理地缘、经济地缘和政治地缘上，我们的一些学者过去十几年来习惯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便是在文化内部的理论建设和价值取向上，他们也总是愿意预设出一个尚待证明的自主主体以及一个不证自明的客体“他者”。也就是说，西方学术界现代以来所反对和反复警醒的二元思维模式，在东方的中国却经常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来，尽管后者在学术渊源上清楚地认同对二元模式的抵制。也正是中国学术界在思维模式上的这种反复无常和随机性，容易在进入社会运用时浸染上浓厚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所以像“价值观”这样根本性的课题，就必须格外谨慎和尽量清楚明白地界定和讨论，否则，只能是个别学者进行所谓漫无边际的随意性批评的托词，并无实质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