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华、禹培龙
访谈时间：2011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宋庄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年在圆明园的那段生活经历给你留下的最大记忆是什么？
方力钧（以下简称方）：一个人在境遇不好时，会引起自身的不甘心或者好强、好胜的斗志。此时，生活会比较充实，工作的目标性较强，因此，效率也就相对较高。对我个人而言，早年的圆明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但必须要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
李：现在很多人将那段历史视为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时代，而认为现在的艺术圈过于商业化，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方：其实这凸显了一种病态的心理，每一个人都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或者词汇去概括这段历史或者这一现象，而往往忽略了历史或现象本身的丰富性以及个体出发点、原由与想法的差异性。于是，后来每个人在描述这段历史或现象的时候，总是利用自己片面的观点，而且非常具有排他性的去占据个人位置，认为自己说的就是对的，而别人说的就是错的。所以在我看来，只有当所有的琐碎的片面性观点——不管是对圆明园的夸奖，还是对圆明园的批判，甚至于有些看起来让人觉得带有侮辱性的话语——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还原成为当时的那种历史原貌或现实原状，而不是因为某个人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他的观点就会成为历史事实。所以在我看来，不管是乌托邦还是机会主义都只是病态心理所产生的片面甚至于偏激的个体性叙述。
1992年初，在圆明园工作生活照，黎安琳摄。
圆明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正好在历史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一部分个体被允许从体制或者主体社会中游离出来。一方面由于时机已到，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内已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事实上，当初大学生毕业后工作分配已经不太理想，所以其实是社会有了这种可能性和这种需要，只不过圆明园的这些不安定分子恰恰在那个时间变得不安定。其实在那之前也有一些不安定的人，但由于时势不对，基本上不是被撞死了、沉默了，就是退缩了、留洋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个体和大的形势碰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现在看来，当时圆明园里的艺术家变成了自由艺术家、自由职业者的先驱，但真正的先驱其实在圆明园之前就出现了。
李：年轻时候，大家都认为你非常聪明，对于艺术领悟力也很快。比如老栗（栗宪庭）看到你的版画时，有这样一句评价：“其实你已经懂艺术了”，那么你认为什么是艺术？
方：二十几岁时，听到老栗讲这样的话的确是倍受鼓舞，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努力或者学习，我觉得反而越来越不懂艺术了，很难用一种简单的语言去归纳这个概念。首先，每个人对于艺术的想法与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次，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对于艺术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变化；最后，每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对艺术的理解也存在很多的成份，而这些成份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艺术本身跟生命体验紧密相关，即艺术就是生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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