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文艺界的复苏过程中，1970年代末的星星画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在上海，记者见到了星星画会当年的成员、美国“一行诗社”社长严力。严力家里的墙上挂满了他自己画的油画，看上去就像一家小型的画廊。
严力送我两本书，一本是他的画册，一本是他的诗集，代表了他的双重身份。“我是先写作（1973年）后画画（1979年）。”他说。文革中，严力的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干校，1970年夏天，他从湖南独自回到北京，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等待北京社会路中学的分配。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他和诗人芒克经常在一起。那时芒克已写诗，受他的影响，加上那个时代强烈的压抑感，严力发现，诗歌是发泄心中苦闷的良药，于是，狂热地爱上了诗歌，直到他发现绘画是另一种可以抒发自己情绪的手段，他才把另一半的精力狂热地投入到绘画中去。
经历三十多年，中国新时期第一场先锋艺术运动的参与者已经各奔东西，马德升定居巴黎，曲磊磊在伦敦，严力在纽约、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游走，主编《一行》诗刊，画一些稀奇古怪的画……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仍然像少年时代的恋人那样不能忘却，不能忘却的，还有永远被记录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这场艺术运动。
因为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河西：你是怎么开始画画和写作的？
严力：我1954年8月出生在北京。后来被父母送到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我祖父严苍山是很有名的老中医，我在那里长大到文革开始。因为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连着抄了我祖父家五次，祖父就让我在1967年回了北京，他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我到了北京不久，父母就被下放到湖南的五七干校去了，当时的干部们没人知道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把一些十几岁的子女留在北京，以便将来可以回北京探亲什么的。所以1967年底至1969年中，我度过了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父母去了五七干校而孩子留在北京的那种生活。那时我13至15岁，文革正如火如荼。但在1969年秋天我还是被母亲从北京带到了湖南的五七干校。1970年夏天，我从湖南独自回到北京，按照初中毕业的年龄等待北京社会路中学的分配。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和芒克经常在一起，那时他已写诗了，我受他的影响，加上那个时代的压抑感，我又是一个人在北京，就发现这个玩艺儿能够发泄心中的郁闷，从1973年开始写诗，后来有人管它叫抽屉文学，就是写完了放在抽屉里面，怕被别人看见告发你。但是和芒克以及一些同类的朋友们则是可以互相交换阅读的。
河西：文革中，你的父亲去世了，这件事对你打击大吗？
严力：在我父亲去世之前的1968年，我爷爷在上海受文革迫害，自杀身亡。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我从小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我父亲后来被隔离审查四年，放出来后就被查出肝炎，拖了几年后的去世，都可以说是文革的原因，所以反省文革是我一直强调的。
河西：你和马德升、阿城等人是怎么结识的？马德升是残疾人，当时他的生活是否特别困难，我看他老是穿一身军装？还有阿城，并不是很多人知道阿城还画画，他当时画得出色吗？
严力：1974年后我父母从五七干校回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在家和工厂宿舍两头住。1978年我认识了李爽，李爽是画画的，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干舞台美术。同年认识了黄锐，因为他为《今天》文学刊物设计封面，而且也写诗。李爽在我家里画画，黄锐组织星星画会的时候跑到我家来看李爽的画，结果看见我画的画，很惊讶，马上邀请我和李爽一起参加星星画展。于是就在画会里认识了马德升、王克平等人。阿城在星星第二届展览上展出的是线描，很干净的线条，形象把握很准确，我认为很出色。马德升从小拄双拐，当时在工厂办公室里工作，很要强，比正常人还能干，他参加星星展览的版画很有力度，也有自己专注的题材，至于穿着，那个时代的人衣服都很简单，旧军装、工作服或者中山装，我也就是两三套工作服换着穿，最多把宽大的工作服用缝纫机改得合身一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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