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人来说，一个显明的特征在于他们的生命历程恰好与中国社会的剧变期同步，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也许是在别的国家或地区要经过一百年、甚至两百年来完成的变化，如今，变化仍在持续；在考察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画家们（也许他们已经不算年轻了）的时候，这样一个背景使我联想到了“对流层”——作为大气层中离地球最近的一层，对流层是大气层中湍流最多的、也是产生所有天气变化的区域，其中空气有规则的垂直运动和无规则的乱流混合都相当强烈，正是它引发了我们航空飞行时频繁遭遇的颠簸感；混乱、冲突、旋转、交融……这个空间区域恰好可以作为中国近三十来年的现实隐喻。

数年之前，曾经由南方杂志《新周刊》引发过70’后一代的泛文化讨论，在讨论中他们被称之为“飘一代”，这是因为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都有背井离乡、漂泊在大都市、并且试图融入现代生活的共同轨迹，“飘”是他们漂泊不安的生活的象征，同时也指认了他们在精神方面的失重感与无所凭依的困境。确实，他们的成长正好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即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转向后极权时代的消费主义的过程，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商业化的发展、信息的爆炸伴随着人文关怀的消解……在他们真正成长的九十年代，理想主义已经从社会框架上脱落，商业化进程日渐吞噬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文化氛围，当然，仍有很多东西在空气中萦回、等待被接收，亦有很多新的东西在到达：文学中的米兰-昆德拉、从罗伯-格里耶到图森的“新小说”，通过盗版渠道大量出现的西方电影，摇滚乐……这些都是构筑他们心灵巢穴的材料，即使在他们现在的书架和桌几上，仍然可以看见这些开始变旧的物品。整体而言，如果说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由八十年代的精神炉窑所烤制，形成了现代主义中的文化精英主义的态度，那么，新一代多少就意味着从这种现代主义向取消了英雄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后现代主义的过渡。

然而，过渡并非一种朝向消费主义社会的欢快的堕落，或是在后极权社会的灰色泥淖里无声无息的沉没，过渡凸显着多重的的变化与冲突，矛盾的张力始终伴随着这一代的自我表达，相对于前一代艺术家对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对个人/社会之间两元对抗的批判立场的强调，以及更年轻一代对于娱乐与消费主义的认同，这一代人在成长中体会到更多的交错和混乱，失重与分裂，道德判断的悬置与价值标准的不确定性；处在这道历史的褶子里，一如置身于对流层中，要么意味着恐惧的失语，要么意味着转折的开端。

Ⅰ写实主义的地面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既是中国的剧变期，同时也是“当代艺术”从无到有的三十多年；当“星星画会”的成员们在中国美术馆外墙的铁栅栏上展览作品时，新一代里的大多数恰好是摇篮里的婴儿——倘若遵循历史的线性发展观，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们理所当然地处在了当代艺术史链条的新环节上，然而，在他们这里，“当代性”面目的达成远比我预想的困难得多，其中的一个障碍来自于写实主义的地心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