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松弛和自由，画家笔下的力量感，完全和画家的精神连在一起。我常有超越和扩张的意识，渴望拆除人与人之间的墙，也要拆自己的墙。一盘菜、一个人吃不够，四个人还有剩余，为什么?因为都要显示自己有文化，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墙就要拆除。我的《吃喜酒的女人们》就是想表现中国的精神，我觉得还不够，我想更豁脱一点，只有强者才敢否定自己。

《沉静以致远》8人油画座谈 于振立

大连的于振立完全脱离了自然形体，完全可以将其列入抽象绘画中去，以纯抽象方式追求肌理变化以图在观赏中得到一种心理的同构，这样的实践者在国内的确屈指可数，希望这种形而上的探索能够在少数的坚持下积累并有所收获。

《近观中国当代油画-续-1992—1997》

于振立则是把抽象绘画视为一种过渡，一个曾经颇有影响的写实画家彻底转向抽象艺术。首先是出自一种内在的需要，一种力求从物化的行为上获得平衡的苦闷的精神，因此，对于于振立来说，视觉上的效果并不是他追求的首要目标，他更重视的是一种行为的过程，在近乎单色的灰色画面上通过肌理的制作把具有表现性的笔触固化下来，实际上也就是把个人经历中某种心理上的危机外化出来。于振立将行为过程的设定视为对既定规范的破坏，是他对非常规的日常行为的肯定在艺术上的反应，他已经走到了非绘画的边缘，一切架上艺术的规范对他都不作用，他总有一天会走向非绘画的观念艺术。

《野风—东北当代油画展评述》易英

于振立在80年代后期，是以其表现性绘画知名的，进入90年代以后，他成为抽象画家。

《90年代的中国油画》水天中

于振立在艺术上的真正起步是“文革”结束前后的政治宣传画，1987年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助教研修班以后，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的现代文化，特别是其中的非理性文化精神，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自己的现实感受撞合后，形成了艺术中悲剧意味的表现主义风格，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的代表作为《吃喜酒的女人们》。’89后一系列的不幸际遇不仅没有使他强化狂暴的破坏性，反而使他从人到画产生了对中国非理性精神——现代庄禅精神的顿悟，外显在艺术上，形成一种大动大静、大实大虚的合体，他将表现主义风格创作阶段的局部语素加以扩展和发挥，创造了物质感、实体感很强的灰色抽象系列，成为中国当代抽象绘画中极重材料实体感的艺术家，他不仅记录着自己极为具体的焦虑与狂喜、压抑与挣扎等精神活动的轨迹，又显示出精神化入自然的空寂气氛。他的内在精神都极难用文字阐释，倒是中国惯用的模糊概念，如气、势、骨、力、神、韵，运用起来反而更为顺手。

《两极对抗 双向深入》刘骁纯

对原有文化创造机制的衰落的失望感, 激发了艺术家对原有文化的超越感。在他的观念上,并没有某些评论家硬塞给他们的文化虚无主义成份。作品上, 有机物象的魔影消失了, 他寻找到了新的语言样式, 尽管上面残存着优郁痛苦的心理痕迹和原有艺术语言的划痕。

《超越与荒诞—中国当代抽象艺术述评》张连生 张晓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