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诗性的国家，甚至连可以揭示万事万物生成和发展规律的哲学，也往往被融入了诗性之中而成为哲理诗。自然，那种以反映人们对自然、对政治、对社会、对人情、对心性的博大与细腻的感悟、抒发，以及人事的矛盾冲突与交织纠缠的种种情怀无不在各类艺术作品中以诗性的情调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

中国传统的绘画是一个充满诗性的艺术系统。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专业的文人艺术家就应运而生，他们严格遵循文学艺术的规律而自由创作，言志达情，不为世事所羁。此时的诗性美，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前后的楚辞、汉赋、玄学以至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及音乐、绘画、戏曲等等，无不是以诗性一以贯之的。当然，对于诗性的理解会有很多。但依我的浅见，我认为这诗性主要应指人性与艺术性。这人性中又包括人的生性、秉性、智性、理性、情性等等。因是属于精神因素类的，我姑且称之为心性。绘画艺术，既具备自然因素，更多的则是心性的因素。只有具备了自然幻化之美和心性变化之美的艺术，才能真正称得上具有诗性美的艺术。我看，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就是完整地具备这种美的诗性艺术。

四川，古代称为巴蜀之地，是巴蜀文化的发祥地。而以成都平原这片民丰物阜的土地为代表的“西蜀”地区，不仅是中国古代称之为“通都大邑”和“天府之国”的地方，拥有最古老而又最恒久的水利之冠都江堰，拥有中国丝绸之路的重要产地“锦城”，拥有称为世界奇迹的“三星堆”文化群和“金沙”文化群。而西蜀首府被李白美誉之为“九天开出一成都”；被杜甫则誉之为“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丝竹日纷和繁花重重的“锦官城”。同时，这里又是生长大文人、大艺术家的地方，司马相如、杨雄、陈子昂、李白、苏轼、郭沫若、巴金等等诗文泰斗和黄荃、黄居采、石恪、张大千、蒋兆和、石鲁、陈子莊等等大画家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增添了璀璨的光彩。

早在五代时期，西蜀即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王家画院，并且在这所王家画院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画派之一“黄荃画派”（在中国历史上“湖州竹派”的创始人文同、苏轼亦诞生于西蜀）。最近在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孔六庆先生所著《黄荃画派》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黄荃画派在五代西蜀，一、得力于唐代中原传统绘画的正传；二、得力于西蜀宫廷的重视；得力于孟旭的重用；三、得力于西蜀自然环境的优美；四、得力于时代审美往细腻的情感方面的发展，能解花中情，鸟间语的委婉心态之蔓延的心理铺垫；五、得力于黄荃父子将杰出的绘画才能专注于花鸟画；六、得力于历史留给此时的花鸟画一个极大的尚待发展之时空环境。集上述诸因素，使黄荃画派包含了一泻千里之势。北宋统一了中国，好比是开挖了宽阔的河床，任凭黄荃画派滚滚而来，奔腾向前。从而形成了北宋黄荃画派一统天下近一个世纪的宏观局面。”

黄荃花鸟画在历史上故然是声名极大，而他的人物、山水也是相当有水平的，在《圣朝名画评》中，他的人物画与周文矩、张昉等列为妙品之一，而他的山水画则与巨然为同品。除了他的勤奋与天分之外，这要归功于五代时期西蜀经济、文化的发达和四川山水风物的奇丽多姿。四川山水的特殊性是为历代名家公认的。古有“天下山水在蜀”之说。所谓“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门天下险，夔门天下雄”以及“神奇九寨”到卧龙、大冰川，到香格里拉大环线的神秘世界即为蜀中山水一翼。最近几十年中国现代的一大批山水画大家不少人就受益于四川山水的形势与灵韵。其中包括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钱松岩、关山月等等。川人的精干和耐苦与其所具有的外在美，是人物绘画绝好的资源，当然，也有辣得娴雅的川妹子，其贤淑与泼辣如同漂亮与美丽一样，一体连身，让画家们纷纷对其垂青。罗中立的《父亲》就是又一个证明。加之四川藏区和彝区，生活着极具彪悍之美的藏族和彝族同胞，画家们对之更是倾情不已。程丛林、高小华的油画人物系列是这种彪悍之美，粗狂之美的艺术再现。

我国东西部的特征是很明显的。东部地处沿海，在前两个世纪，曾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袭，在文化和经济上亦难免受到殖民色彩的影响。东部受近代舶来文化影响较多，其中海派艺术中的代表人物任伯年便吸收了西方水彩画的色彩技巧；岭南画派在色彩及光的应用上也受到了西画影响，其背景的底色处理也来自水彩画；西部艺术更多的带有本土色彩，简单地说，更多的是民族民间的原生性艺术。三星堆三、四千年前的青铜铸造艺术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于西部，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繁荣地区，先在西北，后才发展到东南。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创立与西部。有趣的是，佛教也有一个由西向东的推进轨迹。佛教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国，加上与西部本土艺术的融合，形成了新疆、敦煌、麦积山、大足、乐山、龙门、云岗等等中国独特的宗教艺术群。

东西方艺术成熟的因素不尽相同：西方的绘画来源于宗教；中国的绘画发端于哲学，而西方现代的观念绘画却又来源于哲学，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研究中国的绘画，一定离不开研究中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