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彩虹悄然当空》

 刘媛：在这组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作品之后，90年代初期开始，您逐渐将视角放置在与自己相关的生活现实中，画面中出现了有关家人与朋友的亲切面孔。有主题性的肖像创作，如《彩虹悄然当空》、《永恒的乐章》、《偶然的弦音》等，画中的人物都依然延续着那种充满神圣感的气质;而还有一些有关生活场景的表现，不论是取景还是观照方式都带有一种不经意地关注，显示出了您对瞬间即逝的意象的捕捉力和敏感度。出现这样的画面变化，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庞茂琨：我一直希望自己能用艺术的方式如实且真挚地体验与感悟生命，并在艺术的语言中昭示精神的存在与意义。凉山是纯净而令人向往的，甚至有一种触及人心的神圣，因为她太过接近生命的真实。所以凉山这一题材最早进入我的画面，并将我的艺术诉求显现出来。但这是个理想的空间，她在我生活之外，与我个体生命的体验有着现实的距离。作为个体的我，能够体会到生命遭遇现实的苦痛哀乐，也就更希望能将之以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亦如17世纪荷兰艺术家维米尔所表现的“赋予真实的生活以信仰般的神圣性”。

因此在我这个期间的作品中，包含了两个思路：一个是对于彝族系列风格的延续，我延用了带有距离感的观照视角，一样强调人物在画面中的突出位置，淡化空间和环境的背景要素，当然，这样的手法会让原本熟悉的人变得陌生，而具有神圣的异常感。这也正是我要达到的效果——在刻画平常个体的深度中，去追寻个体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关照是由个体到个体的微观感知，在一对一的观看体验中传达到的效果。另一个思路的作品，是带有叙事性的，场景化的生活瞬间。正如你所说的，两条思路在选择和感受的前提是不同的，做一个比喻，如果前一个思路是用大片的哈苏相机拍照的话，后一个思路则更像是用数码傻瓜相机快拍的方式,在定格凝固的瞬间对象呈现一种完全松驰感。甚至注视观看者，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似乎就在我的近处，持续的在自我审视中克服疑虑、消除不确定性，以及玩味没有时间限制的视觉游戏。在此同时，不管观看的方式如何不同，我都是在尝试尽可能地利用眼睛去发现和诠释生活，将原本我们为之忽略的人和事进行记录，并以此凝固的片刻来提示现实的可贵之处。

《偶然的弦音》

刘媛：可以说前两个阶段，您十分准确地描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现实和当下敏锐的感知与反应，这样的表现尽管用一种维米尔似的静穆语言，但是仍然显现着艺术家感性的情感体验。而这种体验是直接的、与画面的对象是近距离的，互动的。这种奇妙的互动观感也延续在对象与观者之间，这种近乎于正面的凝视也成为您的艺术符号。这也成为促使您之后不断改变的最初意识。

庞茂琨：是的，这种正面的凝视，在我的艺术作品以及现实的道德理想中，促使对象与自身构成了一种可以相互观照的镜像关系。画面的对象在我的观看中被塑造的，但又在自己的眼神和表情中把观者的观看包容起来。凝视者因此在对象的眼神和表情中凝结自己的面容，为现实的面容造型。此时的观看总是被干扰、回复或躲闪，它强烈地表述着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并使这种现实关系成为一种障碍，一种隔离。然而，我始终不满足于将自己的艺术停留在这种切入现实的角度和观看的方式之上。因为，生命的体验是多重而复杂的，多元而丰富的。感官的对象仅仅是生命个体的外在形式，我不满足将视角仅仅驻足于外在的表象。因为生命意味是一切事物实质性的内涵，所以，把握了生命的实质才能触及精神与物质的本质关系。于是，我开始尝试揭开表象下的深层的精神意味。

刘媛：在97年之后，您开始放弃了对具象的描绘，进入到比较强调主观情感的《触摸》系列、《梦魇系列》，同时在绘画技法与媒材上面也做了新的尝试。在这样的视觉关照之下，重要的已经不是对象本体，而是由画面中的人物所映射出来的深层的精神意味，而由此传达的是更加微观、细腻的心理感受。与之前的绘画形成了一个反差，如果说之前还在找寻观者被对象之间的互动交流与感应的话，那么此时的作品则是更加偏重艺术家的主观感受了。这批作品相当早，当时四川还没有“模糊式”的风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庞茂琨：在这个阶段，去欧洲看了许多作品后，不由自主地激发了我转变创作观念的决心。我尝试着打破有关古典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如改变光的切入方式，强调色调的自律性等，开始突出局部的表现性特征，以此避免在创作时受到题材在时空上的束缚。于是，将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模糊感，因为当时觉得模糊本身比清晰更具有精神上的穿透性。《触摸》系列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当时这种转变很坚决，而且那批作品是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的，有10多张。这是一些很偶然的形象，也是一些很模糊的局部，相反作品因形象的模糊而增强了作品心理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