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档案

对于政治形态的压迫和商业主义的诱惑。反抗！条件反射式的反抗，这应该是当代艺术应有的精神。但通观中国当代艺术，反抗是如此无力、如此无厘头，以至于一直以来中西合力误造（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出一种反抗；而真实的反抗确实如此之少。假如我们还依然坚信反抗乃是对既成事实、既定规范、世俗价值以及权利形式的一种质疑，这也正是创作伟大艺术最不可缺少的品质。那么就会惊愕的发现，恰恰是现代主义最主要的反叛、批评精神和后现代主义中的怀疑精神被祛除殆尽。但我们的现实依然是：意识形态神话的解体并没有带来制度上的解冻，公民意识的兴起而言论的不自由。片面的经济改革造成巨大社会问题业已突显——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土地消失、乡村不在、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道德败坏、诚信沦丧，每一件事情都触动和侵蚀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富有者更加贪婪，且心怀恐惧，充满不安全感。赤贫者已被赶到社会边缘、任人宰割，濒临绝望。这两种眼神一旦碰撞，会爆发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已经上演。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我们，这是一个比火山和海啸更让人恐惧的漩涡。我们就坐在火山口，小心翼翼、神经紧绷。仅存的希望继以破灭。我们不能动，甚至不能说。我们愤怒，但只能愤怒。呐喊，声音却如此微弱；伸手，身影却如此渺小。是的，在一种强大的无形面前，我们浑然摸不着北。在一个孱弱的心灵里面，我们抚摸着时代的悲痛。这全然是一个超现实社会主义景观，世界不曾经历，中国三千年也未曾经历。但此刻，我们正在经历。这是就是真实的中国现实，也是中国人真实的身心遭遇。

我们社会的真实莫过于此，但我们的当代艺术也真实的对这种真实如此淡化。因为我们惧怕庸俗社会学，所以要转向语言学。我们恐惧政治，于是远离生活，回到艺术自律。我们回避当下，因此大谈“溪山清远”，高蹈淡泊超凡。但是，在转向、担心和逃避到“纯艺术”，或者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遁世精神之中，中国当代艺术就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根基，抑或是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学术方向？

如果艺术家创造出一种“陌生化”的语言，毫无疑问也是一种艺术追求。不停的在木板上刷颜料，或者是反复的摆弄几块石头，也是艺术家的真实创作心态。但是，如果批评家将“语言学转向”强调为当下艺术创作的方向，则极具危险性。对语言的过分强调，无疑固步自封，幻想着世界没了，但还有一个叫做“艺术”的东西独立存在。按照推理，古典主义有再现、现代主义有表现、当代艺术就应该是语言。这似乎不无道理，但不管是再现，还是表现；也不论是关注外物，或者参照心灵，它都是人和世界、万物、社会乃至人发生关系。所以，发乎情，艺术家还有真诚和态度，他还与时代发生关系，对社会做出判断，就现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一样。但语言学转向完全有别于前两者，它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切断，人不在是去感受或者是发现世界，而是在文本中体味语言。语言就是世界，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

这就像销售员忙着给你推介燕京啤酒要比青岛啤酒好，但他不在乎你是个胃溃疡患者。就像一个相面先生神情并茂而滔滔不绝的预言你的未来，但他不知道你是因为感情而寻找安慰。语言学转向的危险就在于，它名正言顺的在语言范围内玩一种差异游戏，将理论和文化、社会和政治实践相分开。艺术家们大谈人体，却对劳作的身体索然寡味。对死亡哲学颇有见地，却对屋顶上的**视而不见。是的，他们都在做艺术，没有人在去做政治（伊格尔顿）。

语言学转向并没什么值得追捧的。它是今天最保守的学院派艺术创作了。在语言之内，寻找出路，势必将艺术家引向艺术史，在艺术史的细枝末节中寻找异样性和差异性。这种思维表现在当代艺术中就是 “带珍珠耳环的少女”加只手，或者是“极多主义”了。艺术家和批评家双眼紧盯着西方艺术史，这种艺术创作，既画地为牢，又急功近利。因为在艺术史中展开的艺术，无非是回到材料与形式、趣味与风格、本体与形象，以及艺术作品的大小、视觉、手工、空间等这些具体的艺术史情境之中。这意味着，在艺术的象牙塔里，艺术家闭门造车、苦思冥想出一种小智慧、小技巧和小情调的样式，然后就像技术工人一样反复摆弄这些样式。这和今天我们所反对的“大脸画”又有什么区别呢？请注意，这也是那些以学术画廊为什么青睐这些作品的原因。因为在本质上，它们和“大脸画”一样，都是最好的商业买卖，也不会承担政治风险。这是由语言学转向的最大可能性决定的：即滑向新的装饰主义，这能不好卖吗？当然，你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这是在中国补现代主义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