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当代艺术

如果将100年前的艺术主张还作为中国当下艺术的方向，这难道不是最保守的学院派吗？将形式主义批评和现代主义创作作为研究的对象，是具有学科建设价值和学术梳理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现代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抽空了社会价值观的空洞形式。有人将浪漫主义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这并不无道理。浪漫主义的出现，恰恰是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前后，浪漫主义注重强烈的情感，正是源于现代性进程这一大时代背景给人心带来的惊恐和不安，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使命、责任和成就。德拉克洛瓦之所以被成为“雄狮”，因为他不仅有《自由引导人民》这样一度让政府认为有煽动性的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是，他还影响了后印象派和梵高。

我不反对语言学转向，当然也不会去追捧。语言有无限拓展的可能性，但好作品或许并不需要过多的精致语言，但它一定击中你的价值内核。就像汉斯·哈克1993年砸烂的威尼斯德国馆的地板一样，让人深思。所以，好的作品不是在索绪尔或者是拉康的生僻词汇中解释的不知其所以然，让你觉得这就是学术而让一无所知的你自惭形秽。正如沈语冰所言：“在西方，事情正好倒过来：正是视觉艺术，而且只有视觉艺术（而不是文学和社会理论），才最大限度的挑战了西方已有的哲学和美学基础，迫使哲学家和美学家们重新提出方案。”国内正好相反，众多艺术批评家直接搬用西方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来从事艺术写作，越是生涩、越是玄妙，似乎越是有学理、有学问。艺术批评似乎成了拼考据、拼知识。这种徒有繁荣而实则空洞的文化躯壳，多少有点像1840年以前清政府知识分子，钻在故纸堆里做训诂、考据和注释，忘记猪尾巴、三寸金莲和扬州烽火；直到晚清生灵涂炭、国家危亡之际，才有康、梁这样的大逆子。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回避政治？是因为社会现实主义创作曾被意识形态利用而因噎废食。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度让我们的民族主义者感到腾飞之时，我们的现实却是处在功利思维、金钱中心和消费主义的巨大漩涡中，个人自由遭受从未摆脱过的威胁。国家威权从未消失，现在它假助于经济手段，严密的注视着每一个人。而我们的诉求和曾今几代人的理想是什么呢？不就是让每一个人和最底层的人都可以生活的更好吗？不是让每一个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尊严的活着。这种更好不是一种利益算计和占有，而是得到人类的最高尊严。此外，这种尊严不仅是在私生活和VIP室里，而且是在公众领域。

所以，我试图维护最低“反抗”的权力——质疑和介入。当人类内心生命试图忠实于对朴素的自由向往时，质疑和介入社会便成为其特征，而“政治反抗”则是质疑和介入社会则是世俗的表达方式。但这种反抗，不是暴力革命，也不是空喊民主、自由的口号，它应是公民自觉地政治实践。这时你会感到茫然甚至是愤怒，艺术家能去从事政治吗？当然能，人人都能从事政治，政治也应该回到社会当中，这是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我们长期不问政治，觉得政治就是政治家干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这种思想是传统专制规定的结果。现在，该是改变这种安排的时候了。就像微薄一样，人人都有粉丝，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人人都可能会成为舆论的中心，人人都能成为一天的意见明星。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政治并不遥远，它就在你我身边。你的一句话、一张图片、一次转帖，都有可能形成一次重大的事件。我们看到，一件事成为重大社会事件，都是广大网友积极参与的结果，钱云会、药家鑫、郭美美无不都是这样。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批评和质疑中走向成熟，面向公正合理。网友的行动，就是一种公民自觉意识，就是一种“微反抗”。

自古伟大的艺术家总是能在时代的嬗变中敏感的把握住社会价值体系的转变，总是在质疑精神中给后世留下开创精神。达达主义产生于一战，“后现代主义之父”杜尚的伟大不仅在于把现成品带进艺术，关键在于他对艺术的态度，将艺术视为生活，视为一种事件。1960年代，当欧洲老前卫日渐保守，美国抽象表现主义也成为市场的主角，而政治社会变革风起云雨，有后现代主义开端的“激浪派”，以行为、表演和事件的方式，再次提醒人们，艺术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方式，是一种意想不到的造反态度，让人从中体会生活，从新做人。这难免让人想起，国内很多人将艾未未也看做是一次事件。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他做的是政治还是艺术这种无聊的话题呢？

请不要在执着于艺术家的身份，也不要为艺术家拥有某种特权而辩护。前人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艺术的大门，为何我们又回到艺术象牙塔里，关起门来造车。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后现代的平等意识中展开思索，反而要蜷缩在现代主义的语言形式中故弄玄虚。正如艺术家李一凡所言：“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早已经令人厌恶，而微观叙事的繁琐艰辛甚至残忍的对待自我在这个唯有效率才能体现价值的时代又显得那么的卑微和边缘。主动或被动地把言辞作为唯一出路，是一种低成本运作的方法，起码是生命成本。因为你从此不需要内心交战，不需要灵魂颤栗，更不需要因焦虑而衰老了。”

所以，我提倡一种公民艺术。在这个公民意识兴起和价值体系重建时代，为什么艺术家不能放下身份，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自觉的介入到灼热的社会当中，面对中国最急迫的现实，通过实地的调查、构想、重申、呼吁乃至建构一种价值诉求与社会方案。就像艾未未的“公民调查”、李一凡的《乡村档案》、靳勒的“石节子艺术村”，这是一种真实而有着深层政治诉求的艺术实践。他们首先是一种自觉。其次，这种自觉不是空泛的口号和批判，而是针对于具体的问题。再次，这种介入不是浮光掠影，更不是采风或者是体验式的去搜集素材。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到这些具体的社会当中，你就是其中的一个造血细胞。因为有了你的参与和造血，这个有机体才会有活力。

依然固守工作室或者选择走出去，这是艺术家的权利，两者都能成为反抗：在工作室，埋头于自己的艺术，这也是一种自觉。当然这也是一种最低程度的独立，我们也只能称他为职业艺术家。自觉的走出去，这是更高一层的反抗，强大而原生的当下现实，这也应该是造就中国伟大艺术家的唯一可能性因素。但谁能把握呢？

我始终觉得，今天的中国艺术家床头摆的不再是国外大师的画册，也不是成功艺术家的自传，也不是拉康和老子，更不是拍卖行的图录；而是法律和新闻学，有一本城市规划手册，有一本农村流民调查案卷，有一本经济学。他时刻出现在大街上、广场上、城市边缘、乡村田野、灾难现场，以一个公民的自觉，以一个公共艺术家的良心和责任。他可以没有专家的高见，也没有讲演家的滔滔不绝。但他这样选择，就是一种态度。他的实践，他不断的制造事件，他就是一个不安者，时时触动社会的筋脉。

2011年7月5日 於 北京草场地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