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德·葛西里《内战》，2005

尽管处于孤绝状态，伊朗的当代艺术界非常活跃，充满创造力，却依然鲜为人知。ARTINFO所在的路易斯·布罗恩媒体公司（Louise Blouin Media）旗下刊物《Art+Auction》的主编本杰明-吉诺齐奥（Ben Genocchio）最近进行了一场伊朗之旅，为我们带来特别而稀见的报道。

我在德黑兰，这个国家的悖谬甚至在著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中也明显可见。这座博物馆由伊朗艺术家、建筑师卡姆兰-迪巴（Kamran Diba）设计，作为对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著名的纽约古根汉姆博物馆建筑的颠倒版本，环形中央坡道盘旋而下，这座建筑最初给人的感觉是欢迎游客并保养良好。在我头顶上方，中央大厅悬挂着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的动态雕塑，是为该馆1977年开馆专门购进的，两年后，伊斯兰革命爆发，结束了君主奢侈放纵的统治。在我右侧是一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1966年的无题雕塑作品，镀锌铁制部件从地面至天花板竖直地排成一排。目前看来还算不错。

贾德这件作品如今大概价值500万美元，只是为这家机构创建而购买的数百件印象派及现、当代艺术作品中的一件，2007年伦敦《卫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批作品的价值大概近于25亿英镑。这件作品和考尔德的作品属于仍然在展示中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西方作品，其余的莫奈、凡-高、毕沙罗、雷诺阿、高更、图卢兹-劳特累克、马格利特、米罗、勃拉克、波洛克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便埋没在仓库中不见天日。仔细查看一下贾德的雕塑作品，我发现9个部分中有几个部分带有划痕，其中之一的划痕非常严重，通过某种溶剂的清洗又令其变色。它们在墙上的布置也不平衡，并且固定得很糟糕——有些是歪斜的。

无须特别深入地观察，便可发现近年来伊朗社会遭受的破坏。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言之成理或感觉正常。平常百姓的生活浑浑噩噩、怪异、错乱、充满意外、杂乱无章，我从机场乘坐的的士在路边被穿制服的警察拦下，强行在路边检查我的包。在革命之前，伊朗乃是该地区最为文明的、最称得上世界主义的国家之一。一场进步运动发生在其艺术与文学领域，电影与电视产业也发展成熟。（如今该国在广播电视业的垄断已将后者全然扼杀。）伊朗同时也曾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什叶派穆斯林占其大部分人口，他们虔诚却并不狂热。现代化与穆斯林曾在伊朗相处融洽。

“革命前我们公开地饮酒，私下里祈祷，而如今我们公开地祈祷，私下里饮酒，”我的向导如是说，他是一个有着工科学位的聪明人，他的工作是陪我到所有地方并报告我的一切活动。对此他直言不讳。有他在我身边，便是我进入这个外国人极度不受欢迎的国家遭遇的现实情况。根据伊朗官方报告，该国每年接纳游客约1万人，与该国诸多的文化魅力相比，这个数字真是低得惊人。阿契美尼德帝国（约公元前550至公元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便是该地区最伟大的考古遗迹之一。与此相比，在迪拜附近一家华丽的购物中心伴有机场和艺博会，每年的游客量都能达到约100万人。

我的向导与我建立了友谊，他承认他正试图举家移民。他已申请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公民身份。他并不是特例。我在德黑兰艺术圈中见到的许多人也都在寻找着出逃的途径。这不单是由于该国政府的核野心受到的国际制裁对经济与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已令年度食物和燃料补贴缩减了逾1000亿美元（此前这些都由伊朗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免费提供），也不单是由于对反对派绿色革命的持续镇压——人们说，这些，他们都能忍。实际的原因用美籍伊朗喜剧演员康比兹-胡赛尼（Kambiz Hosseini）的话来说，是“希望的灭绝”。2009年夏天的选举出现严重争议，反对派的支持者们首次走上街头，随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压和封锁工事，令人们确信一切都不会发生改变。从此政权与广大人民分得越来越远。其分歧明显可见。

我的访问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是面对在伊朗发生的人类悲剧。无论伊斯兰革命在当时是何等的合理，如今却是蓄意地、有系统地破坏着该国人民的愿望和机遇，特别是对该国的年轻人们而言。工作机会极少或根本没有，也几乎剩不下一点进取精神，因为人们知道，统治精英掌控着一切。社会深度腐败——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皆是如此。坦率地说，这是个耻辱。这还令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然而还要更糟糕，因为在如今的伊朗，所有文化的东西都是政治的。独裁政府甚至试图对发型实行管控，其中只有9种发型是官方“推荐”的。

一些出国访问的伊朗艺术家决定留在国外。2009年春天，拉明和罗科尼-哈埃里扎达兄弟（Ramin and Rokni Haerizadeh）在巴黎达太-罗帕克画廊（Galerie Thaddaeus Ropac）举办他们的首个展览后回国的途中，据《W》杂志2010年12月号报道：“他们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诫他们不要回国。”他们的作品在对一位德黑兰藏家房屋的突袭式搜查中被没收，恐怕他们回国后也会被逮捕。兄弟二人申请居留阿联酋，如今生活在迪拜。尚不知能否、何时能够安全回国。处处弥漫着焦虑。

然而，尽管政府将恐怖施于国民，日常生活看上去还是井井有条。走在街上你不会感到像在巴基斯坦那样提心吊胆。伊朗是个有秩序的社会——保守，是的，但并非在传统上令人无法忍受或明显使人感到压抑。在大街上你不时会看到年轻女子感到厌烦不已，由于没有正确佩戴头巾或面纱，或是化妆过浓而被人（通常是年长者）指责。但女人可以开车、吸烟、独自坐在公园中或咖啡馆里。这里不是沙特阿拉伯。这里还有许多公共剧院、博物馆、画廊，以及公共和私人艺术学校。根据非官方数据，伊朗每年的艺术学校毕业生数量达到4万人，其中包括平面艺术家。文化在这里受到重视，却也怀着恐惧：许多艺术家、编辑、作家和电影人被囚在狱中。

据伊朗新生独立当代艺术杂志《明日艺术（Art Tomorrow）》主编哈米德-凯什米谢坎（Hamid Keshmirshekan）称，德黑兰以其画廊为荣，私人画廊有60余家——如果将公共空间计算在内，则有100余家——散布在城市各处，但大多聚集在较为富裕的北部市郊。其中（如果有的话）极少有专为作为画廊而建造的，而是许多位于私宅中，因此这幅图景令人感觉颇为特别。有一小部分个人支持艺术。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大多数画廊主是女性；同样，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展览一般只持续两周。

我在德黑兰时踏访了约12家画廊，见了许多有才能的艺术家，并看到许多大胆而进步的作品。好消息是伊朗艺术依然存在并且表现良好。坏消息是这些作品中有许多无法公开展示，或只能在开幕式上展示几个小时，随后便被从墙上摘下投入仓库。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门对什么能展、什么不能展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我见过的所有画廊主都有被请去该部门、被要求解释并在随后移除墙上的作品的经历。具有挑衅性和渎神性的作品会令商家和创作者都受到指控。

年轻艺术家尤为大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畏惧他们面对的危险，却也因为他们对生活在与他们无关的革命的后果中感到尤为失意。其中许多人在作品中以幽默为武器，委婉地嘲弄毛拉集团的统治，或是指出伊朗当代生活的荒诞和矛盾。甚至连本地人都似乎不能理解统治他们社会的逻辑，或许没有人理解：在我到访之前，几尊大型的、突出的公共雕像在夜晚从基座上神秘失踪，再也没有现身。看到这些年轻人将艺术创作奉为一种抗议的模式，令人当即感到鼓舞却也不安。他们已发现体系的裂缝，并准备将其翻个底儿朝天。

然而在该国占据主导的氛围是黑暗而紧张的。待在这里很不开心。人人自危——在最近席卷中东的起义浪潮之后或许尤其如此。毫无疑问，当局在街道上和互联网上都予以镇压。今年2月，伊朗的互联网服务曾被停过一段时间，我在德黑兰的一位朋友随后报告了拨打国际长途电话的困难。持改革观点的媒体人和政治家被拘。在伊朗，国家的镇压明显加剧。那里的社会处于一种《经济学家》的一位记者称之为“被精心策划的全国紧急状态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