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像二战中的瑞士那样保持中立”

在黎巴嫩和哥伦比亚， 帕杰蒂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一同住在“红十字公寓” 里——那里也是红十字的专门基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自1967年以来一直在黎巴嫩开展工作。 截至2010年， 该组织在黎巴嫩已有54名员工， 包括15名外籍员工。

他们的工作重点包括为当地医疗机构提供支持， 帮助改善巴勒斯坦难民的医疗服务质量、 为难民营中的医院提供物质支持和员工培训、 为黎巴嫩平民提供援助、 在遭受多年战争和国内暴力事件严重影响的地区修复供水基础设施、帮助家人与失散亲人重建并维持家庭联系等等。

必要时，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充当中立调解者， 为人员和遗体的遣返提供便利。 另外， 在黎巴嫩这个特殊的国度， 他们的核心目标还包括与黎巴嫩红十字会以及巴勒斯坦红新月会（黎巴嫩支部）进行更好的合作， 加强他们在武装暴力再度爆发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早晨， 当帕杰蒂吃完早餐准备投入新一天的拍摄时， 他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也已早早起床， 准备着8点30分的每日会议。 “通常， 他们中的负责人会主持会议， 分配一天的任务。 例如谁和谁去难民营、 谁和谁去医院、 谁和谁去机场迎接从瑞士、 法国等地运来的药品包裹等等。 ” 帕杰蒂说， “我去的前一个星期一直在下雨， 他们就商量哪个难民营需要改建更好的房屋， 避免漏水造成危险和损失。 ”

据帕杰蒂了解， 每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在一个国家的任期是两年。 到期之后， 会有一批新人来接班， 而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不是家乡， 而是另一个需要他们的国家。

然而令帕杰蒂印象最深的， 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从不过问政治， 永远保持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始终如一。

1863年，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Henry Dunant） 创立了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成为后来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红十字会之父” ， 也是历史上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为纪念他，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与瑞士国旗颜色相反的红十字作为组织标志。 100多年后， 飘扬在世界各地的红十字旗帜继续践行着当初许下的“战争中的博爱” 的宣言。

在黎巴嫩的当地医院， 帕杰蒂经常看到满屋子人都在等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生给他们进行救治。 屋内， 有男人， 有抱着孩子的女人， 有黎巴嫩基督徒， 有穆斯林， 有穆斯林逊尼派， 也有穆斯林什叶派。 “很难想象， 如果前一天，他们中的某两个人互相见了面都有可能杀了对方！ 而现在， 他们却安静地坐在同一间房间里。 ” 帕杰蒂回忆道。

“他们不会问你来自哪个阵营， 不会因为你追求民主自由而偏袒你， 也不会因为你杀了我的朋友而拒绝救助。 他们的词典里没有 ‘政治’ 这两个字。 ”帕杰蒂说， “他们不在乎你是谁， 只在乎你需要什么帮助。 也许并没有因果关系， 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像它的祖国瑞士在二战中保持中立一样， 永远站在中间。 ”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另一个工作重点是探视被拘留者， 评估他们的待遇、 拘留条件以及获得基本司法保障的情况。2009年3月， 帕杰蒂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跟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探监” 。

那是一座容纳了近千人的女子监狱。“6号楼” 内大多是参加游击队的左翼政治犯， “4号楼” 内的近200个女囚则因毒品交易而入狱。 然而帕杰蒂看到， 她们不但自己服刑， 大多数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入住。 事实上， 这个被称为“母亲和孩子专用室” 的牢房正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2002年特别为那些在战斗中失去丈夫或遭到丈夫虐待的单身母亲建造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会定期去探访， 看看牢房的卫生和供水情况是否需要改善， 她们需要什么医疗服务， 有时候还会和她们谈心聊天， 确保她们即使身在监狱也能得到基本的人格尊严。

“我去的那一次， 看到她们竟然敞开心扉对红十字成员聊自己思念的情人、五年没见的孩子， 聊自己生活的一切， 就像相识多年的老友。 ” 帕杰蒂说。

公开透明的财务和审计体系

性格直爽的帕杰蒂告诉记者， 他在接下这个摄影项目之前， 就和红十字国际委员的代表说好， “不允许他们告诉我应该拍什么， 我应该有选择的自由。 如果违反了这个约定， 我就打包回家。 ”在整个项目中， 红十字方面的确从来没有干预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很伟大的组织， 但我觉得有时候它还是会有那么一点官僚， 比方说偶尔会让我会见某某市长、 某某代表之类的。 ”帕杰蒂说。 “不过， 话说回来， 他们的财务和审计体系的公开透明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 ”

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东 亚 地 区代表处传播主管马忠信（David-Pierre Marquet） 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 拿出了一本厚厚的《200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财务报告》 。 在这份长达578页的报告中， 详细列明了这一年中该组织资金的来源和数量， 以及资金使用的状况。马忠信说， “我们每年都要出这么一本报告， 而捐助本组织的政府和机构都会睁大眼睛仔细研究它。 我们还把报告放到网上， 供公众免费查询。 在瑞士有数不清的财务和审计机构， 总部对所有花费都进行严格控制。 不夸张地说， 我要买一支圆珠笔都得填一大堆表格， 经过报批才行。 ”对此， 帕杰蒂开玩笑说， “意大利红十字会可没那么公开。 比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意大利红十字会简直是狗屎。 ”

今年， 红十字国际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 （Jakob Kellenberger） 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10年年度报告》 。 报告显示，2010年红十字国际的开支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超过11亿瑞士法郎 （根据2010年平均汇率， 约合78.9亿人民币） 。

而2011年紧急资金需求预算最高的10个国家分别为阿富汗、 伊拉克、 苏丹、巴基斯坦、 以色列与被占领土、 刚果民主共和国、 索马里、 也门、 哥伦比亚、 尼亚美（地区） ， 总计64020万瑞士法郎， 占资金需求总和的61%。 《我们的世界—战火纷飞》 摄影项目所到之处， 几乎全部在列。

对于紧急资金需求的增加， 马忠信表示，这也是红十字国际工作特殊性的表现， 因为灾难都是 “不能预期的” 。“例如， 今年爆发的利比亚冲突， 就提高了资金需求” 。

事实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历史上也曾陷入过信任危机。 据英国 《新政治家》杂志6月23日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史坦纳契尔 （Gerald Steinacher） 在新书 《纳粹在逃： 希特勒的刽子手如何逃离欧洲》 中披露， 二战结束后， 红十字国际曾让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逃脱同盟国的追缉。 红十字会对此解释说， “战后欧洲难民实在太多， 行政人员应接不暇， 许多粹纳分子便冒充难民而逃之夭夭。 ”

“救灾不力”有时也成为红十字会的软肋。 一些美国民众对美国红十字会在处理“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的表现不满， 认为其“过于官僚和缺乏责任感” 。 而帕杰蒂则一直对自己国家的红十字会耿耿于怀。“贪污和腐败风气盛行， 财务支出不透明。 而且， 主席 （弗朗西斯科-洛卡）竟然是一个政治家——难道他不应该是一个医生或者诸如此类的人吗？ ”

“不过， 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是完美的。 ” 他又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 那些无私奉献、 不求回报的人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