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人之为人的责任感 2011-07-26 15:15:19 来源:东方视觉 点击:
当代艺术今天变成比较私人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纯粹的非盈利性的空间,我来做一个展览,大家知道,我自己也做画廊,没有办法实现商业化,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样主张这样的展览。

最重要的就是科耶夫,对各种道路观念的僭越,因为他的生活模式、思想观念上来讲,是一个另类的人物,僭越相对于界限而言的,为什么有僭越,就是因为先有界限,所以科耶夫一生就是对各种道德进行僭越,比如说人类的文化、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出生活的规则,生活模式,或者道德观念,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界限,就是不断的跨越界限,在这里面发现僭越和界限是一个辩证关系,一旦跨了一个界限,界限马上又会重新来,然后再一次跨越界限,这个过程是连续性的,不可终止的,就是波涛一样,一个浪潮打过去以后,就是不断的往前推,这就是僭越,僭越就像波浪一样往前涌。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文章,僭越像黑夜中的闪电,一下子将黑夜夜空照亮了,马上恢复黑暗,然后又来一道闪电照亮,就是不断的连续性的过程,像欧洲文化史一样,一直不断的发展,没有僭越就无所谓界限,没有界限的话就无所谓僭越。

 

科耶夫就是过着一个危险的生活,僭越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危险,界限意味着安全,在这个界限内生活的很好,不会有什么危险,僭越,既有生活的意义,同时也是对道德观念的破坏,同时也是对生活提拔的一种摧毁,很大程度上,就是意味着风险。僭越是有思议,所有的僭越都是危险的,这个文章之后,僭越理念就开始出现了。

 

现在社会有一个核心,就是体制化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法律、规章、制度,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断打破这些规范和体制,就是要进行僭越,很大程度上,僭越也是艺术的天命。艺术家意义在于僭越,超越既有的艺术规范;艺术就是不停的僭越。

 

还有一个方面,僭越要特别强调抵抗,抵抗的重要性,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我也大致看了一下,在这里用抵抗会更准确,日常生活总体来讲还是很平庸的,要僭越的话,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保持距离,保持抵抗,抵抗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是内心的反抗,可以构造一个幻觉或者乌托邦,就是对于平时生活的烦琐、无聊的抵抗。

 

还有一个沈怡的作品,《吸一口气》本身也是跟令人窒息的社会有关,包括你说的光,光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抵抗。还有一个哲学家也特别强调日常生活中的抵抗,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统治性的,消费主义的统治,还有具体机构形式的统治,但是我们恰恰是在统治范围内,利用某个职能稍稍打破一些缝隙,对稳固的现实进行抵抗。还有一个法国文学家有一本书,就是日常生活实践,就是讲的穷人,他们有一种发明,就是抵抗的各种模式。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大商场里面,我们普通人消费不起高档的产品,尽管买不回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消费方式,比如说名牌衣服没有钱买,但是可以试穿,就是有一个制度和规则,可以用手机拍下来,感觉这个衣服曾经拥有过。

 

沈怡:美国的话,可以穿三十天没有关系,再还回去。

 

汪民安:就是穷人的方式,还有我们读书人,书太贵就买不起,就是去一个书店,坐在那里一下午看书,就是利用规则抵抗日常制度的统治。还有美国很多的老人,夏天很热,家里用不起电,到大商场去坐一下午,就是享受空调。

 

当代艺术,你们的作品就是需要发现这些方面,将现实歪曲一下,或者打破一个空隙,就是在现实规则之内,但是起到了抵抗的效果,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艺术家战略战术,或者劳动人民的战略战术,对于制度无处不在的消费统治的抵制,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

 

著名策展人皮力:对于科耶夫的补充一点,对于现实生活制度的抵抗,最早就是从超现实主义开始。达达跟超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今天国内游很多艺术家做的超现实,是关于梦境,达达都是放到小的展览厅,随便找一本书定义展览,达达一直对西方很严厉的生活秩序很反感,整个达达主义,是在反抗很沉闷的资产阶级的规律,就是要不断的去打破,他们做的展览行为,闹剧、喧嚣等形式。后来有一个ZARA,叫查拉,是波希米亚人,一战之后就去了法国,把达达的理念带到了法国,一致认为超现实主义是政治的行为,政治行为跟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样的,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生活节奏和秩序。能够打破生活节奏和秩序的,那就找到了潜意识的梦境,这是很潜在的因素。

 

我们如果谈整个当代艺术,就是从这根线下来,从超现实主义之后到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卡普罗的行为,到后来的约翰凯迪做的行动,1956年到1972年,谈的界限和僭越是波浪式的,所有的艺术、胡闹、实验也好,都是可以被接纳,界限越来越被打破,有点象溺爱孩子的爸爸和淘气的孩子,越淘气会觉得越可爱,就是要维护这样的可爱,这样可能谈到体制化方面,这次展览就是很个人化,都是业余的艺术家;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理念是新鲜的,我想问一下付晓东的感受,谈叙事性也可以,就是从您的经验角度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特点是什么?您怎么看待?

 

付晓东:实际上,这几年,我可能做年轻艺术家的工作非常多,就是全国各地的年轻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展览,我都有密切的关注。不管是新媒体,视频,还是绘画,在全国范围内,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描述。刚才的时候我们也聊了,我还是有一个疑问,在这个展览的讨论会上,不能提女性的概念,对于这两位艺术家而言,在作品元素里面,仍然是很有力量的因素。

 

去年的时候,我策划大声展2010,当时邀请雷本本作为参展艺术家,当时她作为一个现代舞专业者的身份,做了一个身体彩绘在自然里面的舞蹈,仙鹤、豹子动物的展现。雷本本的作品是偏审美化,有这样的视觉要求,可能跟她舞蹈专业有关系。当时我觉得这个作品,因为女性的身体裸体彩绘和自然发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感受。

 

包括沈怡的作品,我当时看到《吸一口气》,是很有意思的,依然作为一个身体的实验者,在核桃里面镶嵌,还有在洗衣房里面工作,去创作这个《吸一口气》,《吸一口气》跟身体本身就有关系,别人看到《吸一口气》的时候,本身不得不吸一口气,本身是一个身体反应,在硬件上形成了一个完全额外的要求,但是又不敢面对一个悖论,依然是一个身体的嵌入。

 

著名策展人皮力:你觉得这个身体跟性别有关系吗?

 

付晓东:雷本本的作品,不管是否非常瞧不起女性这个概念,但是这是最强有力的身份,或者真正有意义的价值。

 

雷本本:我想听一下汪老师的感受,您觉得有女性概念和特点在吗?我个人从来没有强调性别,包括《桃源三记》,就是为了防止会产生一个倾向,所以全是男性。

 

付晓东: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女性艺术家对女性的概念会是这样。

 

著名策展人皮力:其实我对女性主义的研究还是很多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谈论女性问题的时候,可谈论的题目,我们要界定的范围都被限定在身体、日常劳作特点层面中,所以我一直在具体个案里面特别回避女性这个概念,我觉得是矫枉过正,过于谈到女性,会把作品的丰富性抹杀掉,今天不谈女性概念的问题。对女性主义的界限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把握,有些题目可以谈,有些是不可以谈,我特别讨厌别人限制我要谈什么或者不谈什么。

 

汪民安:我可能是中国最早研究“身体”的理论,当时我跟晓东看你的作品,我还是很喜欢的,我不是从女性角度去看的,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跟身体有关系,跟身体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男人女人的身体问题,是身体和动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和动物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方面,人和动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直认为世界以人为主义,现在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意识,人和动物的亲密关系超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人养宠物,关系特别亲密,在网上看到一个通州那边的男的,婚姻失败很多次,后来跟他养的宠物进行了婚礼;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界限,目前有一个很强烈的趋势,当代世界当中,人和动物的界限、人和机器的界限,某种程度上已经破除了,就是动物会接近伴侣的关系,家里养宠物,不是将宠物训练成适应人,很多都是人去适应,就是人的“动物化”,就是人现在不断的向动物回归,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著名策展人皮力:我追问一个问题,您最早研究身体理论的,身体,在哲学中成为很重要的课题,是必须要谈论的问题,您能介绍一下来龙去脉吗?

 

汪民安:从尼采开始的,西方一直强调灵魂、精神层面,一直到后来的基督教,古代希腊到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在讨论这个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通过意识,如果相信身体的话,是不能约束外在世界的,身体只是感觉,强调意识合理性,伯拉图时期,就是强调精神,基督教时期强调灵魂,作为人本身的话,就是意志,就是身体,把灵魂、理性、意识砍掉了,将身体凸显出来。到尼采的时候开始强调身体,到后来强调欲望,以及强调社会和身体的关系,现在都是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规律,就是把身体驯化了,变成一个有用的身体,当代世界上,身体成为一个核心性的问题了,消费是把身体作为对象,作为商品来对待,有一个很简单的哲学史。

 

著名策展人皮力:1997年的主题就叫身体,整个追溯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身体形象怎么出现在艺术里面的?这个问题也是西方中方主义的观点。最后一个问题,我有看了《吸一口气》作品,我也考虑到一个维度,但是不太敢谈,问付晓东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样看待他们作品当中叙事性、幻想性的叙事性,我一直以前王卫的作品,把个人的叙事植入到其他方面的叙事,今天对叙事关注不是太严格,比较抽象化,您是怎么样的考虑考量?从我个人来说,为什么要追问这个问题,因为西方的艺术,实际上是从康德斯基开始把叙事彻底取消了,认为艺术就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层面。

 

中国艺术家,当代艺术发展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学画画、文学,都是现实主义的方式,我们要讲故事,要讲的很完整,就是成为一个象征性了,我们搞观念艺术,所谓的做录像,不是一种观念,是很现实主义的,从西方角度来看,我们是现代主义之前的语言形态,追问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叙事性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应该是甩掉的包袱,还是有可能诞生出新的正统当代艺术史的语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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