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邓箭今

编者按：邓箭今是中国南方执着于架上绘画的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创作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潮流关系紧密，却又颇具特立独行的意味。从上世纪90年代初便被批评家标识为“超越新生代”以与北方相区别，之后他的作品讨论的议题涉及青春、肉欲、暴力、病态等许多方面，辐射社会学、心理学、病理学等广阔场域。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他通过对性征、性欲、性暴力的戏谑与犀利刻画，透射出人性隐秘之处的诸多秘密。他研究的课题具有持续性和清晰的阶段特征，可以对时下年轻艺术家当中涌现出来的相关艺术母题探讨形成有力的参照。

社会，个体与潮流

记者：前段时间香港亚洲艺术文献推出一部有关80年代广东当代艺术回顾的纪录片，题目叫“萨特与邓丽君”，这两个人名象征着当时不同的文化层面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其中也有对你的采访，那么，你觉得80年代国门打开后西方哲学思想和港台流行文化对于你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邓箭今(以下简称“邓”)：那个年代大家都较为喜欢阅读哲学，阅读是大家在当时所寻求的，像一种时尚。阅读成为了一个热潮。艺术家也是如此，阅读对于我们而言就像一个支点——对艺术判断的依据，另一方面就是流行音乐这些活生生的元素，而在那个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生活都较为匮乏的年代，这两样事物就不期而遇了。它们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两者之间也带来迷惘和激情，但倘若只是阅读哲学和文学，或许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阅读和娱乐是同时的，邓丽君在当时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生活的方向和为我们这些青春期的人点燃了欲望之火，我觉得这些就是在社会发展中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经验。

记者：在90年代初，新生代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这些艺术家通过对自己或身边人的戏谑化的描绘表达一种对崇高精神的消解，对个体生存经验的观照，与以前的宏大叙事形成强烈的反差。你那个时候的作品在题材上和新生代比较相似，但态度倾向上却有些差异，而且后来你很快就转变了，而新生代不少画家似乎还一直在坚持着那样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导致你从那样的潮流当中游离出来?

邓：1994年黄专在《美术文献》做一个栏目，其中对我有一个推介。当时他用了一个说法，叫“超越新生代”。虽说我与新生代的画家在图式上有相似之处，但精神的指向不一样。“人际联系更多是自然和谐和人文性，显然他的艺术不具文化批判品质，但却是真实的、健康的和理想化的。”和那些纯感官性的、自闭的、消极的或是泼皮式的北方流行的新生代艺术有很大差别。他们是一直坚持着一个点，一种标志性符号不断延续和放大。而在我的艺术经历里是比较个人经验化的，1990年到1996年这六年之间有类似的痕迹。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所处的大环境决定了我们对社会以及个人自身价值观的倾向态度。但在1996年，到现在每一个阶段，我的作品都有所改变，主要是根据自己对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产生了兴趣，主题和表现手法上随之产生了变化而变化。

记者：您现在的画面总体上讲有一种魔幻的感觉，在画面的表达方式上对现实的反映是间接的，超越现实的感觉越来越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邓：我一直比较喜欢阅读有关精神病理分析、性病态学、心理学这一类型的书籍和有关这方面的文学、电影、音乐，里面有许多禁忌、肉欲、色情、自恋、谵妄的混合体。这些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是本人的癖好吧，构成这样一条主线是因为我更想探讨有关人(性)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符号性和表面性太强的画面不是我所追求的，我更想表达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缝隙里游走的一种状态，试着将人本身内心活动指向更为私密、更为深处，加入戏剧化和荒诞性的场景将之变成不可替代的中心。

记者：你曾强调艺术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但现在我们经常讲到的知识分子通常是指那种针对社会问题和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富有批判精神的学人。在艺术界也有类似的艺术家——呈现社会问题，抨击社会弊端。你作为一名比较关注“私密”和个体话题的艺术家，是怎么看待那类艺术家的?对于艺术家的社会责任你是怎么理解的?

邓：有些艺术家是比较偏向政治文化或反思某些现实问题和现象的。每个人的切入点不同而已，研究的领域也有不一，凭我的个人理解，一种知识分子是直接对一些社会弊端产生反应，对于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追问，从而寻求解决之道。但还有一种是研究型的，是研究上的问题的追问，而认真、虔诚、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反映了一名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我更多的是倾向于这样的一种态度。我认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捍卫这种学术的尊严，艺术家是根据自己兴趣点而进行研究，而不只是强调社会上的某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