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戈雅到博伊斯

很多美术史家都认为，近代欧洲的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

生活在西班牙宫廷里的戈雅(1746—1828)比当时的法国艺术家具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反封建精神。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套名为《随想曲》的铜版画中。创作这套铜版画时，戈雅因一场重病已经失去了听觉。在孤独的痛苦中，他更为深入地思考社会与人生的种种问题。《随想曲》这组作品揭露了宫廷和教会统治的黑暗，反映了人性的阴暗和缺陷。

《随想曲》包含80幅作品，本次展览展出了其中的8幅。

戈雅的社会批判精神为近现代画家所继承。“启蒙的艺术”展最后聚焦于欧洲当代艺术。这部分展示了博伊斯、沃霍尔、巴塞利兹、彭克和尼奥·劳赫的作品。博伊斯的作品《卡普里电池》成为收官之作。这是一个突破材料限制的观念作品：灯泡和柠檬构成了一个低电量电池。这一简单形式阐释了博伊斯“复活西方人计划”的核心思想，同时被理解为对启蒙运动之问题的暗示：给予理性之“光”以特权，从而压抑了创造的能量。看到这里，让人回想起戈雅在1799年写的“想象力脱离理性会孕育无法预知的怪物，一旦与理性相结合，他就成为艺术之母，奇迹之源。”《卡普里电池》仿佛是当代艺术对理性的反思。

其实，即便在启蒙时代，就已经有人开始反思理性。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实质上是对人的智性的过分弘扬，破坏了人的和谐，他喊出了“返回自然”的口号。在卢梭看来，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中潜藏着和谐，自然就是这种和谐的象征。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崇的理性是冷酷的，所谓进步的理念不过是一个臆想；人本来是善良的，社会、科学、技术这些人类理性的产物败坏了人的本性；在理性统治下，一团原初的、自然的都被整齐划一的要求扼杀，所以他提出以高扬情感来对抗理性。因为真理首先存在于心灵而非头脑中：从心所欲并非为所欲为，“良知”是一切判断的准则。

对照当下的情形，卢梭的反思更像是预言。自以为征服了自然的人类俨然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放纵贪欲、不择手段，无止境地攫取、掠夺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诸如此类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同样严重。对理性、对科技、对物质的迷信已经演变为现代蒙昧主义。传统蒙昧主义还未消除，现代蒙昧主义又接踵而至。由此看来，启蒙应成为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编辑：耿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