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参与过不少画展的筹办。现在要为李宗津先生做展览，这对我是有些特别的。这层特别的内容，我曾在几年前的一篇谈70年代的散文中记述过：

北大在郊区，身边的人与美术圈没什么关系，我很晚才由母亲办公室同事的介绍，认识了油画家李宗津先生，这是我上美院之前求教过的、唯一的专业画家。李先生住北大燕东园厚墙深窗的老楼里，他拿出过去的小幅油画写生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油画魅力。李先生看我能看进去，又把两张大些的画拿出来，有一张《北海写生》是我在出版物上看到过的。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一个没有“文革”这回事的、单独的时空段。它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有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 ……

每次回京，我都带着画去看李先生。有一次去，他家小屋里挂着一张巨大的油画，顶天立地。原来，这是他的代表作《强夺泸定桥》。他对我画的肖像画给予鼓励，让我多画些。可那次回村后，上年纪的人都不让我画了。后来才知道，我回京这段时间，四爷死了，走前我刚画过他，村里人说他是被“画”走的。反正全村人差不多都被我画遍了，我后来就画了一批风景。

去李先生那里加起来不过三次，最后一次去，怎么敲门也没人应。后来问人才知道，李先生前几天自杀了。原来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反右后被贬到电影学院美术系。“文革”期间不让这类人画画，后来松动些，可以画画了，他却又得了癌症。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流行画色彩小风景。每次画画我都会想到李先生的那几幅小油画——那些逆光的、 湿漉漉的石阶，可我怎么也画不出那种感觉。

这段故事记述了我当时向他学画的情况。为了写现在这篇东西，我搜索和询问了一些人。我感觉，我那时被介绍认识了李先生，却并不真的“认识”他 —— 他的背景，他曾经做过什么，他与中国那段艺术史是怎样的关系……历史总是这样，在平淡的事情和奇异的发生的内部，一定隐藏着不被人觉察的内在逻辑，左右着事情“必然如此”的结局。而社会与个人的记忆具有筛选性，为了讲述的方便或别人的回忆对自己记忆的修正、甚至梦境的似是而非与夜间冥想碎片的叠加、娱乐与幻觉技术制造的内容，有时会混同在一起。而所有的“存在”都要由“意识到”来确认，而意识的不“无边无际”也会与真实发生过的混淆，这真是没有办法。这些，让真实发生过的在改变“版本”的同时又被“认定”化。最后剩下的是如同四字成语化的、便于文字或语言表述的内容。

我不是那种善于记住具体过程的人，却对发生过的“一种感觉”能经久不忘。

李先生住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北大人惯称“东大地”。东大地属北大最好看的一块住宅区，一座座欧式的老楼，有大片的草地、树墙、紫藤花和高大的柳树或梧桐。曾经在这里住的都是名教授：梁漱溟、张东荪、许地山、朱光潜、翦伯赞这类人物。当时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分量，我知道的都是哪家阿姨送孩子去医院了这等生活琐事。

我家不住东大地，但我却有很多的时间在东大地，因为我就读的小学在东大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与东大地的杨晦教授家同用一个阿姨。杨伯母人很好，有时我放学就直接去杨家。

杨家就在李先生家边上，但我从来不知道，在那栋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我仰慕的“专业画家”，我只是没有缘分知道和破门而入。这种仰慕不是对李先生，而是对泛指的专业画家。

我成长的过程好像只对画画有兴趣，北大那边有各种优秀人物，就是没有画家。我那时只要是在街上看到背着画夹子的人就激动，更崇拜背着画箱的人。有时会跟在他们后面走一段，期待着他们随时打开画箱就地画起来。我后来也从使用画夹子升为画箱，却还是对这种人崇拜难移—— 我是业余的，人家有可能是专业的。

“文革”中北大大部分人都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我母亲和留下的其他系的几位老师被调到房管科工作。新同事中有一位西语系的孙凤城教授，她听说我爱画画又没人教，就说：“没问题!我认识一位有名的画家，很有名的，让他给徐冰看画。”那时我已经去插队了，不常回城，我妈特意托人转告我：“下次回来把画带来，给你找了一位老师。”真有点北京喜讯传山寨的感觉。我精选了我的画，带回城，被孙老师带去见这位很有名的画家。进了东大地，简直就是走在往杨晦家的路上，进了一栋和杨晦家一样的小楼。楼道里很暗，我喜欢这种暗，就像进了教堂，是油画里的光线，多有气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栋小楼住了四家人，共用卫生间和厨房。

一个与孙老师感觉很像的女人来开门，后来知道是李先生的夫人周珊凤。她们寒暄，我在边上看着。见到李老师，他们又寒暄，问东问西的，我在边上坐着。孙老师说：“我去和另一个‘凤’聊聊(孙老师与李先生夫人名字都带‘凤’)。你自己可以回去吗?”我说可以，她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