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2011-08-25 10:24:36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何桂彦 点击:
“中国艺术家的抽象绘画的当下性在于他们作品的强烈的声音。这些作品找到了观念过程和形式结果之间的平衡。总的来说,强调对物件的非物质化的美国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在构思观念和制作上给予了前者以特权。

实际上,2000年以来,如果没有批评界的研究和有关抽象艺术展览的增多,中国的当代抽象艺术是不会迅速的活跃起来的。像易英、高名潞、朱青生、殷双喜、王林、王南溟、黄专等批评家都发表过专题性的批评文章,同时,以高名潞、栗宪庭、刘骁纯、李旭等为代表的批评家通过策划一系列的展览为当下抽象艺术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学理维度。譬如,2003年,批评家高名潞策划了“极多主义”展。在他看来,“极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风格,而是85时期“理性绘画”在观念和精神上的又一次拓展。尽管表面看某些“极多主义”的作品与西方抽象艺术有相似的特征,但是“极多”的意义并不体现在形式本身,相反以创作的过程性、时间性来彰显其独特的意义。无独有偶,同年,栗宪庭也策划了名为“念珠与笔触”的展览。其实,两位批评家都试图对90年代以来抽象艺术的新发展做出理论上的梳理。虽然他们都未使用“抽象艺术”这个术语去界定那些新的抽象方式,而是用“极多”、“念珠”、“笔触”这些词语来强调作品的观念性叙事,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在很多地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作品应反对现实的再现;都强调“极多”、“念珠”或“积简而繁”的创造过程,并用过程的“时间性”来取代作品的意义;都试图用中国的哲学,如道家的“虚无”、禅宗的“顿悟”、佛家的“参禅”来对这种创作行为提供理论的支撑。当然,笔者并不完全认同高名潞所认为的,“‘极多主义’必将引向现代禅——中国的达达和解构主义”;[18]同样,我也认为栗宪庭将“积简而繁”的过程归于女性手工方式的观点有待商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展览对2003年后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艺术家如何建构个体的创作方法论产生了启示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两位批评家的启发下,笔者于2008年在“偏锋”画廊策划了“走向后抽象”的展览,尝试将“后抽象”[19]绘画的叙事理解为超越单纯的形式建构,同时结合当代观念艺术的成果,将日常的行为纳入抽象观念的表达中,从而去言说抽象艺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些新的可能性。[20]

 

当然,中国当代抽象艺术未来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首先还得取决于艺术家能否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但是,如果从国际化的视野出发,关键的症结之处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套有别于西方抽象艺术和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艺术史话语,将中国的抽象艺术与它身处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语境联系起来,将它放在传统与现实的历史维度下重新的考量,从而在艺术史的梳理与书写中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打破“他者的视野”所形成的藩篱。

 

(2011年5月于四川美院)

 

[①] 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Achille Bonito Oliva,1939-),意大利批评家,是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超前卫”运动的重要组织者。

 

[②] 此次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参展艺术家有余友涵、李华生、梁铨、马可鲁、孟禄丁、李向阳、张羽、刘旭光、谭平、张浩、张建君、刘刚、徐红明、雷虹、周洋明。

 

[③] 奥利瓦:《伟大的天上抽象》展览文章,李向阳翻译,未发表。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1909-1994),20世纪美国形式主义批评的重要奠基者,其批评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⑨] Clement Greenberg:“Modernist Painting”, 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Criticism,Volume 4,Edited by John O’Brian,1993,p.85.

 

[⑩] Ibid.,P.92.

 

[11]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页。

 

[12] 奥利瓦:《伟大的天上抽象》展览文章,李向阳翻译,未发表。

 

[13] 这一点在奥利瓦文章的标题《伟大的天上抽象》中已充分地显现了出来。因为他并没有对“天上”这个概念做出解释,也没有说明“天上”与“中国的抽象艺术”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14] “整一现代性”是批评家高名潞对中国现代性特点的概括,按照他的理解,和西方“分裂的现代性”相异,所谓“整一”的特征在于,这种文化现代性跟国家意识形态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本身并不独立于政治、经济系统而存在,相反,必须纳入到整个国家的文化结构中才具有自身的意义。同样,高名潞认为,80年代的抽象绘画实际上具有前卫艺术的功能。就中国的前卫艺术而言,他还强调,尽管西方有着两种研究前卫艺术的传统,但由于文化现代性和前卫文化在“区域和时代上的错位”,中国前卫艺术仍有自身的特点。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5—10页。高名潞:《区域和时代的错位:中国的现代性和前卫性》,雅昌艺术网。

 

[15] 易英:《抽象艺术与中国当代艺术经验——艺术史的社会学批评》,《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16] 同上。

 

[17] 何桂彦:《抽象水墨的类型》,《人文艺术》,第6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8] 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中国极多主义》一文,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19] 批评家王南溟也曾谈到“后抽象”,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针对抽象艺术在后现代阶段如何走下去的问题。王南溟:《“后抽象”个案——天津美院2004级学生的作品分析》,收录于高名潞主编的《美学叙事与抽象艺术》,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年6月版。

 

[20] 何桂彦:《走向后抽象》,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版。

 

 


【编辑:成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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