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成立的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藏身于长椿街十字路口西北角的一条胡同里。

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艺术院团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退出对艺术生产大包大揽式的直接“包养”，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扶持。艺术生产单位，无论民营还是转制之后的国有院团，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艺术基金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它们要担负起支持中国艺术生产的职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僧多粥少 艺术团体嗷嗷待哺

北京现代舞团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目前，舞团主要通过国际巡演养活自己。作为一家民营演出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支出，在国内又很难得到商业赞助和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一路走得很艰难。

2007年，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为荷兰舞蹈节开幕委约创作了《水问》。那一年，这台演出成为刚成立的荷中文化基金会的首个资助项目，当年就在荷兰全境巡演16场，观众达2万多人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很多现代舞团都有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她的作品《水问》、《三更雨》等，都是在国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创作的。但在国内，她也曾多次因创作需要申请基金会的支持，却屡屡不能成功。只有2009年创作现代舞作品《皮肤之下》时，她得到过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赞助，然而，即使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好事，最终也因后续操作的问题而夭折。

“这部作品在加拿大首演，我们的舞美和灯光制作没有合同，这样，后续的工作就很难推进，虽然都已经公示，但最终资金仍不能到位。”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获得基金会赞助的方式很多，操作程序很简单，资金数额也比较高。“比如，国外艺术基金会常和艺术节相结合，只要你受邀参加艺术节，就能够得到基金会的支持。艺术节把关艺术水准，基金会保证资金支持，既免去了基金会审核项目价值的烦恼，也保证了艺术节的资金来源，一举两得。”

“在资金额度方面，国外从创作资金到差旅费，所有费用都由基金会赞助。在国内，即使申请到基金会的支持，也只能提供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让高艳津子感触更深的，是国外基金会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资金给到艺术家手中，他们会赋予你百分之百的运用资金的权力，在中国则要走财务审计等很多复杂的程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民营艺术院团超过6800家。由于民营艺术院团没有政府投资，也就更迫切地需要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另外，目前现有的2000多家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也将面临转企改制。如果各表演艺术团体失去了政府的供养，也将寻求艺术基金会的扶助。

对目前国内各种演出团体嗷嗷待哺的状况，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李玮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前些年我们每年都会收到近百份申请，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能得到资助的也就一半左右。近几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放在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三大节上，如果有70个项目申请的话，能得到资助的大约也就在20个至25个。”

申办基金会犹如骆驼穿针眼

演出团体申请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之所以很难，与国内艺术基金会数量少不无关系。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有2325家，数量比2005年的900多家，翻了一番还多。但艺术类基金会只有78家，占总量的3.35%。

艺术基金会的数量何以这样少呢?除了人们对艺术敬而远之，不能给予更多关注外，申办之难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我国成立的所有基金会都具有政府背景，这些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才得以成立。比如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一年多、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还是靠了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而成立于1998年的李可染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运作，但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后来还是经国务院领导特批，才得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