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好基金会 先要学理财

2006年底，孟海东接任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当时，基金会的管理和资金都已经出现了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一定要成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专款专用，集中团队力量办好一件事。”孟海东说，“以前基金会是先策划后拉钱，找不到钱，活动也只能作废。成立专项基金则是先有钱后搞活动，这样不仅保证了资金到位，还避免了拿着项目去找钱，企业会有一连串的附加条件。”

于是，近几年，小泽征尔艺术教育专项基金、京剧艺术发展基金、北京当代艺术推广基金、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中德文化专项基金、中日文化专项基金等先后成立。这种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使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迅速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艺术类基金会发展缓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部管理薄弱。”孟海东坦言，“我们现在根本谈不上有基金会运作的专业人才。艺术类基金会运作的专业性不强，因此，在项目的选择、评估、宣传中都容易出现问题，基金会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及保值增值也难以发展。资金来源困难，又造成了基金会不会雇佣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影响到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995年，因梅兰芳京剧团重建应运而生的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也意识到了人才对基金会发展的制约。秘书长周铁林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除秘书长外，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仅有的三四个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开拓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周铁林认为，到了借助社会力量来发展基金会的时候了，基金会必须要有经营、管理性的人才，要健全各项制度，进行专业化运作。

今年4月，基金会聘请了福建某集团董事长出任常务副理事长，周铁林明白，中国的艺术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一切只能在摸索中进行。这几个月来，基金会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已开始初见成效，成立专家委员会，建立会员制……周铁林希望，懂经营的专业型人才的加入，能够使基金会的运作有所突破，希望基金会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捐赠，希望它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手记：让艺术与基金会一起拥抱未来

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音乐剧《剧院魅影》登陆上海大剧院时的情景，“一家化妆品企业答应提供400多万元的赞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目：电视要上几次、报纸整版广告要做几次等等，要求十分苛刻。”

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也谈到，在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曾有某机构愿意出价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条件却要交换该剧在全球的十年版权。

艺术和商业也许并不矛盾，但在商业赞助中，商家过分突出自身要求，却容易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多少让艺术有些尴尬。

所以，作为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中介，基金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有4万余家艺术基金会，每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在需要资金帮助时，都会去寻找与自己对口的艺术基金会支持。而我国的艺术基金会，仅有区区几十家，这其中除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由政府支持的公募基金会有持续的资金注入，其余大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艺术基金会窘迫的生存现状和国内基金会发展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双重管理、税收政策等先天不足制约着基金会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考验着基金会管理者的智慧。尤其是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艺术基金会。实际上，包括艺术类基金在内的这些公益组织，其透明度确实非常低，甚至有的基金会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公众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信息。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透明化的时候，艺术基金会能否积极披露相关信息，在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公信力，对提高自己的募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艺术基金会在我国的历史毕竟只有短短的20多年，作为新生事物，其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尚不成熟。在今年民政部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表示，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虽然此前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很多人将信将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实质性进展，但不管怎样，这次表态，起码表明政府今年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