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社会思想与艺术发生巨大变化之时，西方正流行着一种有别于“大写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小历史、微观史，这种从下往上的历史逐渐改变着历史研究的模式。当然，这一研究方法的缺陷存在于其无法分析大的政治变动，这一缺陷恰恰印证着我们无法为新世纪的十年艺术找到概念性的叙述，回顾整个20世纪的艺术史，我们不得不感叹政治变动对艺术的影响，而改革开放后不断发展的艺术市场与艺术创作语境——政治、经济稳定——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品对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被重新调整了。”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如此说道。新艺术创作在艺术经典世界的共同体中追求新的风格，调整着“新的旧秩序。”

“自我”的追问

直到今日，我们仍然不经意的需要追问“我是谁？”。尤其是在东方社会，崇尚无我让我们抛弃着“自我”的概念，在社会中我们能够清楚的分清“人”与己，却很难找到自我——这与自我主体性的认知与认同有着极大地关系，利科在《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与《作为他人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中论述道：“自我”都是以叙事的活动对自己的过去做回顾而建构“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对“自我”之外的世界与事物的认识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并习惯于享受这一过程——自己变为一种认知与更新认知的“机器”，偶尔回到自我，也仅存于对外界理解的再反思，身体与经验在变化与积累中形成一种连贯性的变化着的记忆存留，“这个过程对自己的本质和价值形成一种连贯性与发展中的情景。（state of becoming）”

习惯于追问他者与他者追问，“自我”追问成为了思想与认知形成中的奢侈品，流动的时间过滤着思考的主题，自身的价值被加以社会化而变得无法自拔，自我认同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为一种社会认定与主流价值认同。将自我静止，进行由下而上的追问是一种记忆的破碎与再记忆的游戏，社会记忆将被纳入个人记忆的客体之中，“自我”的概念与感知将会随着记忆而逐渐被勾勒出来。

“记忆”的秩序

与生俱来的“记忆”并非一种新事物或是后天再生，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弗兰西斯•叶芝（Francis Yates）在《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中探讨着从古希腊以来的“记忆”这门技艺的流变。直到印刷文化的出现，“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被构建，虽有错乱与不同，但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时间与空间的秩序成为新的知识体，过往在空间知识中得以叠加从而组成我们的早期“记忆”——空间感知转化为知识秩序。面对多元文化的发展，荣格（Carl Jung）提出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与詹姆逊提出“对当下的怀旧”（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成为我们重新叙述历史的重要手段。

与印刷文化相同的是，视觉文化——图像记忆——是早期记忆的有效载体，尤其是在多元文化与传统精神交织的当下，视觉记忆成为有别于仪式、纪念碑、遗址等的追溯“文化记忆”、“文化创伤”的图像历史记录者。“笔墨当随时代”、“时代艺术”等被不断的提出与否定，宏大叙事与政治“艺术”仍在被不断地采用，而自我记忆的绘画表达成为时代记忆的有机组成，这是面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人文主义批评——“臻于反思性理解和使真实的情况昭然若揭之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自身叙事与观众间的关系成为焦点，如何将观众带入电影文本中成为研究的课题，每一部电影将为观众呈现一种新的记忆、认知结构和文本逻辑，这与“自我”之前的先验记忆没有必然的联系，固有知识下的逻辑推论在电影的语言叙事中变得苍白无力，新认同在银幕的流逝之中被重构，空间、叙事、记忆被银幕的场景重组叠加，从而将观众带入电影文本中，展开无间缝合。将焦点置于绘画概念的母体之中，易疏忽离开绘画母体所发展出的自我认同，记忆缝合正是一种自我追问下的图像表达，他所解决的问题是绘画与观者之间的“心知结合”，既是自我记忆的叠加，同时又是视觉文本的缝合。

文/蓝庆伟

2011/8/5
 

【编辑：芳若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