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谁在“掌控”国宝命运》的文章，称短短3个月时间里，故宫因“十重门”身陷舆论漩涡。“十重门”涉及的问题有轻有重，性质不尽相同，但都像重磅炸弹一样波及正在快速发展的博物馆事业。

文章进一步质疑，称连故宫这一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博物馆之一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其他博物馆也许更经不起推敲。从某种意义上讲，公众对故宫的关注和疑问其实不仅是针对故宫，更是对中国博物馆专业化建设程度和是否合格履行公共文化机构职能的质疑。

“应多考虑官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在开头，文章引用了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的观点，称“博物馆已被选择性关注”。在故宫成为众矢之的之前，博物馆界就不是风平浪静的。如2000年2月6日湖北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九鼎八簋被砸损事件，2007年甘肃省武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汉代木鸠遭人为破坏等，都是在被曝光之后引起公众的轩然大波。

文章分析，此次故宫被持续关注，说明了公众对于自身文化权益的维护。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博物馆便以每年100个的数量增加着，大小博物馆的改扩建持续不断。2008年实行免费开放以来，走进博物馆的人数井喷，原本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博物馆不得不面对观众的挑剔，满足观众的知情权。但博物馆体制机制的创新显然落后于硬件的改善，博物馆人的观念显然没有与时俱进。

文章也评价了博物馆的人事任命制度，称世界各大博物馆已实施资格认证制度，很多馆长都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选拔，我国基本上还是任命制，日后还应对官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多考虑。而“什么样的人在与国宝打交道”，决定了中国博物馆的管理水平。例如经过三年改扩建，于今年3月开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其服务意识、管理水准、陈列布置等都让人大跌眼镜。博物馆意识之落后，这也是因为“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却从事管理的大有人在。有些博物馆甚至成为被用来安排闲散人员和各种领导干部家属的单位”。

不过，文章称国家文物局这些年也一直在推动博物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例如今年5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委托的“博物馆理事会组织规则”课题的研究任务。该制度将由政府管理者、财政资金投入方、相关协会及专家学者和公众共同组成理事会，可以共同决定博物馆的事务。这样馆长就不仅仅向上级领导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

“博物馆应实现与社会的共振”

文章还指出一个超越博物馆自身管理的更高层次的问题：目前，国家文物局只有权对直属的两家博物馆有人事任免权，地方博物馆的馆长均由当地政府任命。国家文物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2002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由文化部管辖的副部级博物馆，由文化部来进行任命。由于其过高的级别，很少有人能对其实施监督。

对于以上提及的博物馆现状和诸多不足，文章建议“博物馆应实现与社会的共振”，因为“博物馆不应该是政府衙门，也不是堆积文物的仓库，更不是只作研究的学术单位或者替人家鉴宝的中介，它是现代意义的公共文化机构，公开透明应该成为一种常态”。一个能有力支撑这一提议的论据，则是国家文物局刚刚公布的一份对于83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报告。在所有的得分中，博物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向社会沟通这一项的得分最少，一些博物馆的网站建设很陈旧，更新速度很慢，更不用说建立博客或者微博这样的新沟通渠道。所以，发生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博物馆的保守和掖着藏着、不肯沟通的心态。

最后，就博物馆的职能，文章指出，保护文物的安全是一项重要职责，但也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博物馆的作用还在于通过不同文物的组织，讲出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传播关于文明的知识。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