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  《第二张脸》之乌利·希克  摄影  2011年

H.-N.J：希克先生，您在中国艺术界就像是一个明星。在我们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很想知道，你刚到达那儿的那段日子是怎样的。

乌利-希克：这纯粹是一个巧合，我在1979年刚刚开放初期前往北京。在那之前，我和你一样是一名记者，为Ressort Wirschaft工作。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我道出了事情如何，应该做什么，并且围绕其进行评论，但我实际上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我想自己动手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去了辛德勒公司。一个中国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向中国进军的想法。这是一次充满诱惑的冒险。在八十年代左右，几乎没人敢冒风险去那儿投资。没有人提供最新的技术，中国人急需一个范例和有意愿的西方投资者。曾是记者的我敏锐的察觉到了其中的潜力。但这也意味着，所有事情我都要与中国一起协商和筹备。因为对这个国度一无所知，我从香港过境，希望能够从那些中国通处了解到那儿的人如何做生意。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所给出的建议都已经过时了。邓小平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得从头开始。

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人知道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有外资的企业。谁来做决定？是否有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策如何落实？如何核算盈利和上税？所有在我们的法律中已规定的事项，对中国人而言都是全新且需要进行协商的。尽管对中国一无所知，我们最终也并未如以前所担忧的遇到大的阻碍。这个合资企业最终成为了中国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模式。这个试点企业对西方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所以要将这个概念推广出去，也是相当的困难。当时的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可避免的遇到很棘手的问题，如何让市场经济的合资企业成功的适应计划经济，以及如何确保在中国投资的安全。当时有一种不安全感，担心是否发展的车轮明天就又倒了回去，对中国人也持保留态度，担心他们是否会吸收了这些技术然后作为己用。形势显得不可预见。

当然，到了今天，最初那些巨大的怀疑都已经被忘记了：如今约有60万家已注册的有外国投资的企业。当初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中国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向大国发展，我也一样。但我清楚的知道，这必将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将会谈到的当代艺术也一样，无法详述，但我预见到它的发展也将具有重大意义。关于这点，今天已不再有任何疑问。

H.-N.J：当时北京的生活是怎样的？您与中国人之间有联系么？或者与他们之间有建立友谊么？

希克：是的，相当多，因为我有两千名同事。我当大使以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入到基层去，同时也探访到了低收入群体，艺术家，以及生活的各种阴影面。艺术家们很乐于进行交流，因为他们对西方的艺术产业，对艺术品商人和收藏家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他们不认识任何可进行咨询的艺术品商人。后来外国人来来往往，说他们正为筹备中的欧洲展览寻找作品，而艺术品商人则许诺了一堆空头支票，未支付任何报酬，或者保留了这些作品不再送回。对很多人而言，我成了这类事情的唯一交谈者。

H.-N.J：如你所提到的，在最初的阶段，尽可能的交流都异常困难。

希克：是的，一直都小心谨慎。最开始我只能看到一些允许展示给我的与工作相关的现实片断。但这些远远不能满足我。除了工作，我还希望能够有别的途径来了解这个我工作的国度，中国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