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88年在黄山开现代艺术讨论会，你在放《30×30》作品的时候，很多人都受不了是吧？

张培力: 主要是观众受不了。于是高名潞就说：“培力，我们快进吧”。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沃霍尔也做过类似的事，只知道他画过玛丽莲-梦露。后来知道已经很晚了，大概是90年代末。

记者: 那你知道后是什么感觉呢？

张培力: 我后来知道已经没感觉了。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布鲁斯-瑙曼的作品时可能还会有似曾相识、殊途同归的感觉。到后来，知道这样的东西多了，就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做录像的人都会尝试去这样做，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现象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我在新西兰、美国等地做展览的时候，很多人也提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很不客气地问，我的作品受到沃霍尔他们的影响有多大？我告诉他们，在1980年代，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展览，我也没有机会去国外，也没有渠道去获得这样的录像带，你说我去哪看他们的作品？而且录像很大程度是跟时间性和运动是有关系的，就算我在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那又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从录像开始，与之前的传统媒介比如油画，有很大差别。西方的媒介是油画，而中国的媒介是水墨，背后是文化和历史积淀下来的东西。当西方的油画传入中国的时候，首先是油画（绘画）语言的一种输入，随着文化宗教方面比如传教士带入到中国。电视传入中国后，播的节目不是西方的，还是中国自己的。中国艺术家做录像冲动的基本原因，跟西方艺术家是一样的，是针对媒体、针对技术，是由于外部条件，而不是由于某个传教士策展人，在中国开了个很大的录像展览，然后把录像作品作为一个模式输入到中国。尽管中国录像比西方录像晚了20年，但我还是认为它们是平行发展的，因为它们的源头是一样的。受到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影响，才会有理由做录像。

记者:很多人在说你是“中国录像之父”，您有什么感觉？

张培力: 我不知道最早是谁说的，但我感觉就跟你说“大师”的感觉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在这个社会，很多人需要一种定义，简单地说，就是需要一个标志，一个符号去确认一件事、一个人。一般的公众在了解一种艺术或了解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也希望有种最简单的途径去了解。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把我叫成什么都无所谓。

记者:你刚刚提到“大师”，您觉得自己是大师吗？

张培力: 我现在觉得“大师”是个骂人的语言，是种调侃。我们以前谈到“大师”的时候，是指那些在艺术史上我们都尊重的艺术家，比如塞尚。但到今天，“大师”这个词已经变味了，在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朋友，他可能稍微有点影响，就马上可以被称为大师。我认为，“大师”是有一定距离的，你对他有一种凝视，才能称之为“大师”，比如吴昌硕，他是大师。但今天，即便哪个人很有名，你称呼他为大师，我觉得那是玩笑。很多时候，在一般人看来，“大师”是种尊称或褒奖。但大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造就的。真正的大师是听不到别人喊他大师的。现实生活中的大师，在我看来是“巫师”。

记者:那以你的视角，您觉得在中国录像艺术范围内，表现比较突出的，也就是可以称之为你的战友的艺术家有哪些呢？

张培力: 从录像意义上讲，如果是我的战友的话，可能只有王功新算。他是90年代中期从美国回到中国，回来之后一直在做录像，到今天也还在做。90年代中期开始，做录像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出来的像杨振中、阚萱、杨福东等很多人，今天还有更年轻的比如高世强、陈晓云等等。但是，他们都是从90年代末或2000年后才开始频繁地用录像做作品。

记者: 但他们的作品，比如杨福东的，与你的录像作品大不相同，您怎么看？

张培力:我关心影像画面的分割，影像和空间的关系；影像和物质材料的关系。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我今天的创作。我有时候也做单视频影像，这样的影像与他们的影像在套路上不太一样，语言方面也不一样。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去创作，那样的影像在今天是非常接近电影的拍摄模式，他们在模糊录像和电影之间的界线，我觉得这样的尝试很有意义，我自己也不排斥这样的尝试。比如我后来在做“阵风”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去接近电影的语言。我觉得中国现在在录像方面，相对来讲，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太单一。在民生的这个展览之后，9月初，会有另一个展览，是中国影像20年“录像艺术回顾”，他们会把我早期的作品放进去。

记者:你有拍电影的冲动吗？

张培力:有，但一直都没有机会。我如果要像样地要拍一部电影的话，要放下其他事，要用特别的角度去拍，可能不会像电影。钱的问题虽然不是太大，但还是要想办法找钱。最大问题是时间，我可能还没办法放下手头的事，而且拍部电影的话，至少可能需要一年时间。我自己下不了决定，也有点怕，如果别人为我投钱了，最后拍砸了，会很对不起别人的投资。录像和电影，有的时候，边界比较模糊。有些录像也会有叙事，但我觉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它不强调一个完整的，或者说封闭的叙事结构。它把一个叙事打破了，看到的就是一段时间，一个动作，仅此而已。看上去好像是叙事，实际上不是真的叙事。

记者:从1988年第一件录像作品开始到现在，你对录像的理解有没有什么变化？

张培力: 到今天，录像作为一种单一的语言来讲，要往前走很难。我现在很多作品，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都不是录像。比如，我前年做的一件作品，是用照片，把它变成感应的36个显示屏，它又是可以流动的，但是每一帧的图像都是静的，当人开始走动的时候，它的影像就开始出现，开始流动。这样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是影像也可以说是摄影。我个人觉得，现在我们再去做已经固化的影像这些东西，太在意形态，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自己对新的艺术语言永远有兴趣，永远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你还没有涉及或了解。这也是我在学校里的好处，可以了解新的东西，也跟年轻的或国外的艺术家有交流。在对媒介的态度上，我的立场并不是那么坚定，我并不在意我是录像艺术家，还是绘画艺术家，我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能想一些事情的人，艺术只是我选择的生活。除了艺术，我就是一个一般的人。我觉得，如果你对艺术语言的态度是保守的，那么你对社会、对哲学的态度也是保守的。在我看来，语言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语言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