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摄影师于1927年在甘肃拍摄的孩子们 

名叫卢匡（音译）的男人的四个妻子，作品摄于1880年代。 　

19世纪的中国影像被带入西方，与西方人幻想中的神秘之景天差地别。

人们常说的老照片，国际上一般指在1953年之前扩印的照片，那个时代的照片因为感光层中含有较多的金属成分，色调比较丰富；而1953年之后，大部分相纸中加了荧光增白剂，照片看起来更白，虽然降低了成本，但同时也失去了部分层次感。

但在中国，对老照片的定义是以时间而不是以技术来界定的，有一种说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参照点，把中国老照片分为“从摄影术传入中国开始到民国建立之前的晚清照片”以及“从民国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作品。

近日，在上海外滩美术馆的“艺术夜生活”系列讲座上，来自英国伯顿大学的老照片研究学者王溪以“百年中国影像与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地理”为题，就老照片的历史发展与百年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视觉认识做了一次脉络梳理。王溪目前在英国伯顿大学与英国媒体博物馆联合项目中工作，负责中国老照片的研究。

在王溪看来，早在元朝，马可-波罗将美丽的“中国神话”带入西方。19世纪，在不平等战争与条约牵制下的中国影像，与西方人幻想中的富饶与神秘之景天差地别。“他们的中国”存在误解、偏见，但是同样也是当代人唯一的视觉历史和影像身份。

以不同的时间阶段来看，1910年至1930年是一个朝代交替、军阀混战的时期，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影响着中国。西方的摄影师开始广泛拍摄中国，同时因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引入，中国本土摄影师也开始使用摄影，介入相关的探索与研究之中。1930年后主要是二战时期的影像，因为中西方盟友的关系，宣传摄影的风格不言而喻。同时战争战场之上，不乏沙飞、王小亭、卡帕、布列松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摄影大师的身影。

在这些阶段中的中国影像，每一个都有鲜明的特点，因为摄影器材、感光材料稀缺，这些影像都弥足珍贵。

记者：就中国老照片的研究，学术界有哪些可以肯定的成就？

王溪：对中国老照片的研究不算新课题。近年来，中西方诸多相关优秀学术著作相继出版。有针对早期中国摄影史学的梳理，如英国历史影像学家Terry Bennett的《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1842-1860,中国影像史)》(注：下文简称为《中国影像史》)等；也有针对这一年代知名摄影师的深入研究，如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的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著作《A photographer on the eastern road(一名摄影师与他的东方路)》；也有深入一个年代、一个事件或一个主题的专题研究，例如系统整理中华民国时期影像的秦风先生与他的秦风照相馆老照片丛书，仝冰雪先生的《一站，一坐，一生》等。

在中国影像研究中，除了对约翰-汤姆森、比托等少数职业摄影师的相关研究比较详尽，其余影像资料的研究还很少。在大量西方馆藏中，有当时到访中国的业余摄影师、官员、传教士、地理学家等的影像作品。这些影像构成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诸多“幻想”，也是西方人自鸦片战争之后，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依据。近年来，很多尘封已久的影像、相关资料得以重视和系统的研究，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更多的影像会被解读与出版。同时，按照年代出版的主题影像画册与展览相信也一定会层出不穷。

记者：就你在英国的研究来看，中国老照片的大藏家一般是哪一类人？收藏情况如何？

王溪：目前在英国影像收藏者有三种：一种是专门研究影像历史的专家，如之前提过的Terry Bennett等，影像的资源堪比诸多大型的博物馆馆藏；一种是影像交易的商人，分布在伦敦、伯明翰、爱丁堡等地；另外就是影像收藏家，他们喜好中国老影像，专注一个选题(如战争题材、人像风格、全景影像等)，或者一种摄影工艺(如蛋白照片、立体照片等)进行收集。

从中西方摄影馆藏总体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博物馆收藏的影像在部分时间段落以及收藏与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除极少国家级博物馆之外，普遍与西方存在差距。例如晚清影像的质与量、成体系的摄影师专项收集，在中国基本很难看到。博物馆馆藏的收集特点是与地域相对应、与具体事件相对应，很多也很精彩、齐全。但很可惜，这些馆藏大部分都不对外开放，例如旅顺博物馆是世界上关于“满铁”影像、日俄战争影像比较权威的博物馆，但从不开放……

在英国，Terry Bennett先生的个人影像收藏，超过了绝大部分专业博物馆馆藏。在他影像收藏的列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844年之后所有知名的西方摄影师、中国本土摄影师的诸多作品。在Terry Bennett出版的《中国影像史》中的影像基本上都是基于他自己的收藏，这也奠定了他在学术界权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