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国斌 收藏家、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谭国斌收藏始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古代艺术品收藏，到2004年底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之旅。他遵循兼收并蓄的原则，经典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收藏都在继续进行中，二者在谭国斌这里并行不悖。2006年，他出资购买用地创办“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始了面向湖南、甚至谋划辐射中部地区的当代艺术展览的推广。这个私人博物馆空间同时也是谭国斌收藏经典艺术品的“兴兰堂”所在地，通过三层楼层的划分，让古代、近现代和当代艺术在各自相对独立空间找到了归属。在拥有了百余件的当代艺术品藏量后，谭国斌开始着力于当代艺术的推广，尤其侧重与其家乡湖南相关的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翻开大陆当代艺术史，湖南自80年代就不乏当代艺术的组织和活跃的艺术活动，尤其被人称道的是湖南在艺术批评领域和当代艺术美术出版方面的成绩。他坚定于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他自己的说法：“（推动当代艺术如果）离开长沙，我的优势就没有了。”

“我在2003下半年就找到了湖南油画艺术家李路明，让他给我讲油画。2004年，李路明介绍我认识了方力钧，他开始教我认识中国当代这一段哪些重要、值得收藏。”无论出于对身边好友的理解、支持还是经过多年商场经验的嗅觉、考察，都让谭国斌觉得“当代艺术很重要”，于是在2004、05年间陆续从今天被广为人知的当代艺术名人艺术家手中直接购藏，包括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周春芽等，加上从画廊、拍卖行的购买，谭国斌在这个阶段奠定了日后“大陆方力钧藏品数量第一人”的声誉。

2005年前后的藏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相较今日，可能更为真挚、诚恳，互相欣赏者在这个过程中沉淀下来，其作品也成为“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2006年开馆）的陈列主体。友情与理性之间，谭国斌掌控着进退：“2007年当代艺术的价格不太正常了，我就先停下（购买）了，”这个“不太正常”的时段里，谭国斌暂停了购买大名头艺术作品的购买，相反转向了以毛旭辉、潘德海为代表的价位较低的艺术家早期作品的购买——“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又让我抄了个底。”

谭国斌坦言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认知：“（我认为）85年到95年间的作品最重要。”“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那种多年的积压一下子迸发，但后来又有很大的压抑，我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我能理解这些艺术家和作品。但那些经历我跟我女儿讲她都不信。”——对“中国经历”的真实艺术视觉留存，可能是谭国斌最为看重的当代艺术价值中枢。

等到了2009年，经历过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再度相对理性的时候，谭国斌再次进场。“尽管2009年的价格比2004年已经高了很多，但比起2007年还是比较理性的，甚至能用2007年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钱买到同样的作品。”

2007年理性居上、淡出当代市场的谭国斌开始了“潜下心来”推广当代艺术的筹划。其实，始自2006年“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幕展览，便已有众多知名艺术家的长沙捧场。经过方力钧的提议，谭国斌一手操办的旨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长沙”活动在2007年9月的第一届举办就采用了“艺术专列”的轰动手笔。“艺术专列”上集合了来自北京的百余位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等当代艺术桥头人物奔赴中部城市长沙——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创新就此写下。集合了方力钧、李路明、王音、毛焰（以上为油画作品）、李津（水墨作品）等五人的个展，在“长沙马王堆”文物的楼上湖南省博物馆隆重开幕。花费300万元的首届“艺术长沙”和2009年十月的第二届相比，只是其开销的二分之一不到。火车专列升级到了第二届的“艺术航班”，受邀请的和自己前来长沙的当代艺术相关人士粗粗统计超过四百人。

从2005年谭国斌意识到“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品都在西方”开始，到现在比利时尤仑斯夫妇在拍卖上陆续出手中国当代艺术品，都对心怀爱国情结的谭国斌产生了触动，要“掌控话语权”、“要把好东西留在国内。”但这份理想和激情的基础是谭国斌式的理性：“赚钱不容易，（我）背后没有大企业的支撑，都是一分一分赚来的，所以每一分钱都是该花的花，这些都让我不得不理性。”深究起来，是什么会让如此“辛苦赚钱”的当代艺术收藏者甘愿投入一千多万（前两届“艺术长沙”的金额投入）“砸到”没有实际“产出”的艺术推广活动中呢？“做事要看长远，帮朋友买东西，很多时候是费力、跑腿还不赚一分钱。将来别人会记得你。这样做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还能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玩。” “湖南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怎么建？马王堆是吃老祖宗的，长沙还有什么文化？（艺术长沙可以）提升湖南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的影响力，以后政府会发现艺术长沙的重要性，我还是希望政府能接手艺术长沙，该帮的忙我还会帮。”“两届艺术长沙下来，长沙新增加了很多藏家。”而且，“通过做展览，（我会）频繁地与艺术家进行交流，建立关联，了解他的艺术意图，这是和一个一般的购买者与艺术家的关系、感情是完全不同的。”“经过前两届的积淀，现在已经是艺术家主动要求参加（艺术长沙），第三届艺术长沙（就可以）要求所有参展艺术家都带来新作品。展览过后，所有人的想法和评论都会集合到我这里来。（我要）把艺术长沙形成一个品牌，让参展的艺术家觉得（参与进来）这是个荣誉。将来也不排除引进国外的艺术家参展。”

在继承前两届每届五位艺术家参展的基础上，将于2011年九月举办的第三届“艺术长沙”增加了青年艺术家的参与，并且一改之前谭国斌出资人、策展人一肩挑的情况，找来了策展人吕澎和艺术张晓刚做策展人——“要在学术性上站住脚”。尽管历届“艺术长沙”的所谓“外围展”都并非出自谭国斌的体系与操办，但谭国斌乐于相助，会在自己的展地、宾馆发放别人组织的外围展的宣传册，还专门租用大巴让参会人员去看外围展——“（对于推动湖南当代艺术而言）这是好事嘛。”

回看20世纪九十年代兴盛一时的私人美术馆——成都上河、天津泰达、沈阳东宇等美术馆的兴衰对谭国斌这个现在仍活跃的私人美术馆馆长而言会有比较和启发——“我做事比较理性，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绝不超过自己能力硬做。假如明年我没钱了，再好的机会我也不会去收。艺术长沙为什么两年一届？就是用中间的时间积攒下一届的本钱，不想欠账。”

依靠自己的力量，谭国斌认为其收藏体系“基本差不多”了，但仍有遗憾是所欠缺的方力钧、张晓刚早期作品不仅出现的量少，“价格也太高”。建立主体性收藏体系的同时，他也会着力于重要个体艺术家的时间发展脉络性收藏，比如对于方力钧、张晓刚，他就会很注意从其早期八十年代作品到现阶段间的代表性作品的收集，但他始终秉承了自己的原则进行购藏：“哪怕是最好的朋友，该买的我才买，是差的我绝不会要。”谭国斌对这些艺术家的购藏渠道主要是通过拍卖市场，因为按他的收藏体系要求，“拍卖市场才有好作品出来”。如果说谭国斌对前一段的中国当代收藏是遵循着艺术史的轨迹，那现在和将来则是“靠自己的眼力来收”——“在听取大量批评家意见的基础上”。

开始着眼于70后、80后艺术家作品收藏的他认为：“年轻人的作品多在自己和画廊手上，（我会）先和艺术家谈再去和画廊谈。”至于如何选择年轻艺术家，谭国斌有着独特的谭氏法则：“60%靠自己判断，20%听批评家的意见，20%和艺术家交流。”“我对这个艺术家一点不了解我是不会买的，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想法——他绘画的含义——再决定买他的什么作品。不了解你买它干嘛。”能让谭国斌对中国当代展开持续性关注的应该还有他看好的当代前景：“我很看好中国当代艺术——油画进入中国才一百年，（当代艺术）将来在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中肯定都会占重要一席，因为中国的国情、体制与国外决然不同，方力钧、张晓刚他们的经历和当时社会紧密的联系程度不会再有，作为他们盛年时期的作品绝对有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将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加，以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代表的记录历史的绘画也会在世界上显得重要，看的远，就能认识到中国当代的重要。”当下的市场表现更让谭国斌增加了底气。

面对日益增加的强大的机构和资本竞价对手，靠一己之力支撑私人博物馆的谭国斌并不愿现在就引入其他合作伙伴，成立理事会、博物馆基金，因为“他们会有投资的考虑，会要求我出手藏品。”也许对于“看得远”的谭国斌而言，自己的眼光和长远考虑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和坚持的，所以他现在更乐于培养女儿作为其衣钵继承人，出席和艺术相关的活动时，更多地会带着已经大学毕业的女儿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