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当权者横加干涉社会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就只能避开时事。清代雍乾间正是这种情况，学者专务注释古典，而无敢于阐注现实。乾嘉间学者，自成学风，清代思潮实在是由他们而得以确立，其考据精神与入手方法都与西方科学研究法一脉相承。嘉道以降，国难四起，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尽量输入，清代学术稍经康南海、梁启超、章太炎诸人蜕化，转眼间销声匿迹，后又几被“抛入茅坑二千年”，遂往而不复，至今人多不知国学为何物，清学为何物，悲夫！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在军事政治处处挨打被动之局面，促使清朝政府推行洋务运动，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方文化，直至甲午前后，中国人对西方政治与文化的态度依旧是务实而审慎的。梁启超、郭嵩焘、张之洞、严复、张骞等一批思想家在立宪改革的政治蓝图下，试图平稳推进社会之实务建设与温和进步。然“革命”倒逼“改良”，极端革命家们选择了摧毁一切体制内改革派的激进道路；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产”，敢叫日月换新天。从孙中山领导三民主义革命谋求西式民主政治，直至再往后“共产主义”浪潮摧枯拉朽湮没一切，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展露出它狰狞的一面：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打倒，所有一切中国无法完成近代化的责任，都被施加在传统文化的头上。

      祖国山河一片红，古典风物戛然而逝，梦里溪山渐行渐远……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渐松动，西方哲学思想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中国前卫艺术带着西方现当代学术思想的明显印记狂飙突起。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西方哲学热潮，萨特、加缪、弗洛伊德、波普尔、马尔库塞、德里达……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解构主义等方兴未艾，一度波及文学、美术、音乐等诸多领域，影响深远。刚刚从几十年思想禁锢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饥不择食，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可以搜罗到的新鲜学说。中国当代文化的全盘西化随着经济领域在制度和速度上的颠覆性扩张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与现状。但是经济和思想领域的开放，并没有带来对本土传统文明的重启，之所以中国当代艺术在大放异彩的同时，常常被诟病为西方国际化艺术形态的翻版，深层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们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如此彻底，如此毅然决然，再没有任何反溯寻源的路径。穷究原委，在我看来，发端于辛亥以降我们闯入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迷途，我们无比崇尚物质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致命颠覆性在于将自然界的生存进化原则推而及之泛化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求新求变，不断革命，无休无尽，造成对既往存在和旧事物的全盘抹杀和否定。最终走上文化的彻底反动面，造成“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加之教育体系的畸变，激进的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改革……传统文化遂被灭绝而不复了。

      在最近三十年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尽管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依旧是铁板一块，但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运动释放了巨大的社会能量，随着国家越来越强大和膨胀，信息的局部开放与共享，个体自由和思想的解放，长期潜藏和被掩盖的问题渐渐浮现出冰山一角。我们饱尝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恶果，在极端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威权专制，腐败滋生，人心崩乱，道德沦丧。易经中说：“乾善用九，周而不殆，天之德也。”经过百年的轮回，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中国人也从历尽劫波的文明冲突中完成了自我的改造和蜕变，貌似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主义新物种，对外部环境也炼就了敏锐的感知和适应的能力。所有这一切，走到了极致，只是为了等待一个令人沮丧的答案：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

      正如本文所追溯与阐述，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即是一部西风东渐的沧桑画卷，我们经历了基督教文明的洗礼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涤荡，却在苦苦追求民主、富强新型共和国家的艰难跋涉中宿命般地走向了一条威权专制的权贵国家主义歧路！中国人，再次陷入悲观和道德虚无的无底深渊。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在文化主体上的自觉和自省越来越清晰和明确起来，沉睡已久的古典传统和自身的文明资源重新被唤醒。但是这种迟来的回归却因为湮没已久而变得面目模糊，我们在西风东渐的挣扎和求索中，决绝地改造了自身的机能系统，改造了语言、文字、工具……还有我们支离破碎的视野、世界观、思维和信仰，我们已经彻底丧失了对自身历史重新审视的能力。在这一情境下，“溪山清远”只能说是一种对过往的缅怀和追忆，而并非可令我们再次置身其间的真切图景。

      但现实也并非完全令人绝望，我总结是：溪山已远，清风徐来。因为溪山真的已经远去，现在的“溪山清远”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古典幻想，但清风是可以从遥远的山谷中吹过来的，即便充盈在高楼大厦之间……但是我们肯定会重新找到那种东西，尽管早已支离破碎、景似消泯，不再是那原初的样子。

      中国新文化的复兴正在随着主体文明的回归变得更加具体和形象，正如“溪山清远”展览当仁不让的牵强实践一般，更明确的意义可能在于践行如波普尔“证伪”理论所指向的，并不是要实证一种既存的价值体系，而是将错试错，在今日艺术的客体上启示一种隐含着的新的可能性。这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变化，我也在越来越多艺术家的新近创作和日常生活中得到了鲜活的印证。

      在我的书桌上，新近躺着的是十余种中国古人的画论和书论，每当夜阑人寂，喧嚣落定，开卷神驰，卧游溪山，澄怀观道，这是最愉悦的时刻，超验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

      2011年9月2日完稿於北京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