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时代》第22期以“作为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为专题，企图把文化政治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作用圣神化，认为“只有先政治了，艺术才能‘当代’”，具体做法是“艺术家先应该悬置、中止、吊销句子、图像和形式之中先已具有的那些使动力量，将画面中的差异关系简化，通过减法或除法，抽离出事件和情境，像外科大夫那样做个搭桥手术，然后又将它埋回到现实和历史之中。”（见陆兴华文《没有艺术，只有艺术政治了》）笔者从这种艺术的创作方法来看，并不见得用此法就可以做出政治化的艺术来，倒是看出艺术家有着“高超”的艺术智慧，在语境不变的情况下，将表达的内容和形式置换，形成视觉上和心理上的差异，这种语境和对象陌生化的处理方式其实是一种智慧，对艺术家而言仅仅是一种方法，应用它既可以表达文化政治，又可以表达社会问题，还可以表达所有艺术可以表达的内容，然而该文作者却把这种艺术表达的智慧当成唯一实现艺术政治诉求的方式，这难道仅仅只是作为批评家为实现批评合理化的一种偏执主张吗？

笔者认为，好的传统艺术作品会给人一种美的视觉享受，而好的当代艺术作品则智慧地表达着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观念、一种先锋的潮流，给人带来某种启迪或精神力量，并不会认为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都反映了某种政治诉求，都指向文化政治，都得通过艺术来表达政治，如果这样的话，艺术岂不是太悲哀了！艺术作为人类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方式，竟然成为一种斗争的工具，这对于广大艺术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艺术家不是政治家，不需要通过艺术斗争来获得政治利益。王林先生在《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中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旦凡艺术服务于政治，就只有政治功利而没有文化建树，即使讨论所谓艺术形式，也不过是装点政治内容的文化僵尸。……艺术与政治合二而一，或艺术服务于政治，只能是艺术的灾难、文化的灾难和人的灾难，这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阿富汗的伊斯兰塔利班运动中已有明证。”但他认为的艺术政治是艺术家个体“对人类存在和个人生存诸多问题的关注、体验、质疑、揭示和感悟，本身就包含着文化政治立场和文化政治态度。”这种对“有助于民间公民社会的培育”的问题意识称为是一种文化政治显然是不妥的，因为问题意识仅仅是部分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来关注社会的一种自我反应或自我体验。在创作过程中及创作目的上，艺术创作并不是一种武器。从实质上来看，即使你是一个艺术先锋者或者体制反叛者，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不可能引燃中国式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的。当然，黄专先生认为“艺术中的政治应该是诉诸问题，而不是立场，艺术中不需要明确的立场”。（黄专文《从问题到思想：个体、“玩笑”与艺术的政治》）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悖论，既然称为政治，就必须有立场，大凡我们平日所说的讲政治，即要有明确的立场。政治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没有立场，就根本不能称为政治。

政治向来是个严肃的、理性的议题，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纲领，也是一种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行为及活动。而艺术中的思想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它仅仅停留在意识里、观念上，并不会产生行动或导致某种结果的发生，它并不是一种政治。我们不能把充满幽默的、灵动的智慧本身当做一种固化的、规训的、教条的“政治”来看待。当然，在过去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中，与体制的不合拍、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合流导致了中国当代艺术在一个时期内是一种边缘的、地下的艺术形式，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某些作品流于简单的政治讽刺和玩世不恭，反讽政治、丑化政治层面的某些现象，就一叶障目地认为当代艺术和政治有关，就以偏概全地认定当代艺术必须是一种文化政治。

笔者赞同段君先生的“不排除艺术家以艺术的纯粹来影射或寓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艺术可以以低限度的姿态介入政治的，它既让艺术家通过艺术的方式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实现促进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建立”，又不让艺术被动地陷入政治的各种伤害，进而纯然地沦陷为政治的工具。不过，从艺术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进行艺术创作的智慧或方法，不能等同于作为政治的目的，或者说这种智慧无法把制造政治效应的手段混为一谈。即使在作品中出现的某种政治表达应该是启示性的，产生这种启示性的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委婉的、有智慧的体现，跟革命式的、训导性的、生硬的、理性说教的政治谋求格格不入。在艺术创作的层面上，智慧应该是一种力量，它有它自身的魅力，当智慧与与某种文化政治诉求相遇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就会呈现一种更加艺术性的活力与文化品质，而不仅仅只会是表皮化、扁平化、形式化的文化政治。

艺术不是政治，没有必要动辄把艺术冠名为文化政治而生拉活扯地把艺术幻化为政治，也没有可能将艺术演化为一种政治手段。艺术毕竟只是艺术，真正用智慧表达的艺术才是最鲜活的、最具美术史意义的当代艺术。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