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华：艺术没有邪恶会乏味

——一位诗人和两个画家：洛特雷阿蒙、梵高、劳特累克侍恶的三种态度

在艺术创作中，只有一种方式可以阻止丑循环复制，那就是让美的对立体在结构、形态、线条、颜色、阴影、词汇、声音等等物质的或文化的介质中休眠。不过，谁要是采用这一方式，谁就得首先让自己的天才休克。确实有一些极少数的艺术家，他们宁愿把生命交给邪恶，也不愿让自己拥有一个正常人的称谓，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天才抵押给丑恶，也不让自己获得一个一些平凡的人们十分容易理解并时时赞美的好名声。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到丑恶亲近艺术和艺术需要丑恶。

梵高的作品在运用这种方式时，虽然显得十分谦和，但是在他用大量的明黄以及十分不明确的线条努力地解散艺术作品必须涉及的一对关系时，他的颜色比他大胆，他的线条比他狂妄，甚至他的绘画工具比他本人的表现要坚定得多。这有一股力量来源，生命只有历经了邪恶才健康，生命只有经历了丑恶才能创造美，生命只有饱受痛苦、贫穷、失望、压抑、孤独、欺诈、禁痼、无望，才能珍惜美对于人类的价值。梵高对于平凡人害怕并极力回避的事物虽然只保持冷淡的尊重，但是就特殊职业而言他相信，“画家的生活中有不幸、烦恼与痛苦，对画家来说也有好处，因为其中包含着善意与真诚，包含着一种真实的人的感情。”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游出欧洲“信仰之海”，坐在海边发出的带喘息的挑衅。

不过，一些使用语言来表现他周围环境的艺术家，在采取这一方式时，情绪就不那么好控制了。评论家说，整个十九世纪的丑恶美丽得像鸢尾花一样，那种季节性复制让资本主义获得了文明勋章，他们在拨开整个时代的光辉而在寻找的仅仅是一份证明，比如洛特雷阿蒙，“我寻找一个和我相似的灵魂，却没能找到。我搜索大地的每个角落，我的恒心无济于事。然而，我不能总是孤独。应该有人赞同我的性格，应该有人具备和我一样的思想”。① 十九世纪不可能给人提供社会行为证据，诗人也不可能找到一份丑恶相同的证明，没有好脾气的诗人表现极大耐心后，直接让语言归顺了丑恶，“当然，直到出现晨曦——它即将来临，我不拒绝你的床铺，它配得上我。我感谢你的好意……掘墓人，凝视城市的废墟很美，但凝视人类的废墟更美。”② 显然，艺术家对自我的仇恨是因为仇恨自己无法接受丑恶。

面对十九世纪，使用颜色的人与使用语言者不一样，即使他发现没有一个人与自己的思想相同，他也没有企求外界赞同他的性格，更不企求他人和自己一样对世界保持愤怒。他只是对一切感到奇怪，“每当我们看见不可描绘的形象和无以言表的凄凉——孤独、贫困和悲惨，万物的终结和极致，上帝进入一个人的心灵，这总是能撞击我，总是非常奇怪”③（引自梵高的信）。——这是一个天真的人，在别人认为上帝死了的那个世纪，他最多以为上帝去别的需要他的民族旅游去了，而无暇顾及已经够文明的欧洲。他的心灵总是敞开着，随时期待上帝回来，并把一切自己内心的激情和画笔的突破归功于上帝。

——这是他对抗一切的力量源泉。被我们理解为他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从《夜间咖啡馆》和《夜间露天咖啡座》这两幅作品中，看到的只是颜色和视点出了问题。他一向为外人所铭记的主观咸受能力和常常失控的情绪，在这两幅画中无法寻觅，他甚至像一位主张价值无涉的哲学家一样，那么冷酷地去个人化，——当然，虽然梵高在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和书信中透出深邃且另类的哲学思考，但在画中绝不摆弄这样的哲学技巧，更不允许在自己的作品中夹杂这样的非艺术的成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代表更多的人记录下那个时代的印象。

语言注定要坦露艺术的观念。语言耿直的性格恰恰与洛特雷阿蒙直率、狷戾的个性吻合，而洛特雷阿蒙在写作《马尔多罗之歌》时，正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是思想界苦苦追寻彻底摆脱一切束缚的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整个欧洲都在不折不扣地发扬上帝的余威，在艺术家那里，上帝就成了众矢之的。在梵高还在眷念他以前的上帝的时候，奈瓦尔最先喊出“上帝死了”，欧洲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打出了流行口号，“出生不要神甫、结婚不要神甫、死亡不要神甫”。洛特雷阿蒙也最高呼，“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要被神甫围绕”。洛特雷阿蒙诗中的马尔多罗原先修建一个矿坑来养殖虱子，并将虱子们培育成才，让具有非凡智慧的虱子向人类开战，马尔多罗设想道，如果虱了覆盖地球如同沙砾覆盖海滨，那人类将被可怕的痛苦折磨，将会被歼灭．这是什么样的景象，我将展开天使的翅膀，停在空中观望。马尔多罗在践踏道德的同时，专门攻击上帝，马尔多罗坦陈，上帝与人的命运相比好不了多少，他时时面临着巨大压力非法的负担，人们寄寓的起多，他的罪恶就越丰富多彩，在多数情况下他则是一个丑陋、卑鄙、放荡、甚至嫖娼、酗酒、愚弄人的家伙，他有力量也十分狡滑，但在与马尔多罗的战斗中屡遭失败，特别是在假装正经、一本正经地主持正义时频频遭遇尴尬，以及遭遇到马尔多罗的侮辱。洛特雷阿蒙让马尔多罗这个鲜为人知的，名为“黎明之恶”“青春之苦”的魔鬼，从用人们的疾苦铺就的一条大道走向艺术。洛特雷阿蒙欣赏魔鬼的胜利与上帝的失败，而上帝在此仅仅成为一个同马尔多罗一样的代名词，正是这个叫做上帝的，让人有太多的丑行，马尔多罗对人类的捉弄，与洛特雷阿蒙对人类的歌唱同样欢快，并令艺术欢欣鼓舞。洛特雷阿蒙的诗，对人类各种丑行的歌唱，彻底地粉碎了人所谓的高贵和尊严。

自此，文学艺术赢得了发疯的权力。洛特雷阿蒙、梵高、劳特累克从此有权力侍奉邪恶，并且拥有根深蒂固的、合法的理由，侍奉邪恶也就像以前侍奉上帝一样理所当然。这些疯子更为天才的行为是逆向追溯——这种追溯掩盖不了他们还是怀念纯洁。梵高喊出了“高贵的原始人”，在作品中屡屡出现矿工、播种者，并逐渐减少他画中现代人（文明人）的人数，或是仅仅只在极远处绘制几个孤独、模糊的人影，甚至社会景观总是掩盖小小的人影。洛特雷阿蒙说，他的才华在描绘邪恶时找到了乐趣和价值。劳特累克则认为，疯子（野蛮人）的行为本身大于正义。

被理论家称之为不详之地的《夜间咖啡馆》和《夜间露天咖啡座》，确实弥漫着一些邪恶、凄凉和孤寂的气氛，但是梵高的疯狂还是审谨慎的，用边线约束住了弥漫的凄凉，而那些呆在咖啡馆和咖啡座上的人，也不具备方向性，那位咖啡馆的老板更是一脸怅然，但是梵高的这种有限化，让一个失去了方向的世纪跃然眼前，同时却让人们对丑恶失去了记忆。

有艺术学史家说，梵高（包括高更）的画“总是带有艺术以外的含意，要不就是与视觉相同的内心声明，要不就是通过画布，从病态和颓废文化中求得精神解放”。④ 梵高1881年12月——1883年9月之间的某一日在海牙也写道，“我记得在以前，一些光线的效果或者风景的情趣表现得好的油画或者素描，是我很受感动。一般说来，对于人物画家，与其说是凭一种温暖的同情，不如说是凭冷淡的尊敬而引起我的注意。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幅杜米埃的素描，画着在爱丽舍宫的栗树下面的一个老人（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所画的插图）。虽然这幅素描不是一件重要作品，但我被杜米埃的构思中某种非常强有力的与雄伟的东西所深深感动，我想，它一定是依照这种方法去思考与感觉的：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表达思想上，放弃了许多其他的东西。 这幅人物画，要比牧场与云朵更能感动人”。梵高不选择感动人的内容是美还是丑陋，只要是真实的，只要有一股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是那些坐在咖啡馆里毫无意志，而暗暗地与黑夜中的魔鬼打交道的人们，他也觉得比描绘一朵优雅的云更值得。这是他有计划、按步骤地偏离正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