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扎菲的涂鸦

在这则报道中，漫画家Akram Briki表示自己在内战前也画了一些关于卡扎菲及其罪行的画作，但那时他不敢给任何人看这些作品，处于对镇压的恐惧他不得不把那些画作撕毁了。Briki的行为间接表明了对表现政治立场或担忧的根本需要，这种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认为即使只有自己能看到，也会迫切地将它们画下来。如果人类真的是政治动物，那么有实质性的政治表达的缺乏就是一种不人道的折磨手段。另一位街头艺术家Radwan Zwae就曾因试图创作街头涂鸦而被逮捕过，他的一位朋友甚至还因为画了一幅卡扎菲的讽刺画而被枪杀了。现在，在一种允许政治表达的氛围中，Radwan Zwae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标榜自己是一位艺术家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利比亚我没发现任何一幅支持卡扎菲的涂鸦作品。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涂鸦作品都包含了英文单词，这似乎暗示了艺术家除了渴望获得当地人的关注以外，还希望能获得国外观众的认可。“自由（freedom）”这个单词在无数面墙上都出现过，另外类似于“我们永不放弃，要么胜利，要么死去”、“我们不再是你的傀儡”、“游戏结束”以及奥巴马的“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语句也能多次看到。对于这些街头艺术家来说，涂鸦已经超越了自我表达，更是一种与外界进行交流的方式。

从这些艺术家的决心以及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信心中，我们不难看出政治运动的某种基本元素。哲学家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认为当人们“对那些不能再成为标志了痛苦的声音的平常现象做出评判时”，政治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名受害者，那么他就没有参与到政治中，而是成为了这种压迫手段的服从者。然而，利比亚出现的墙画与涂鸦大部分都是令人欢欣鼓舞、乐观向上的。有了这些作品，利比亚社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将会认为他们能和卡扎菲政权一同登上政治舞台。在这里，涂鸦成为了宣传自由和力量的美学手段。

基于利比亚内战的残酷，有人也许会谴责我根本没意识到内战会以或是安然度过战争、或是外交谈判或是某种远远比不成熟的涂鸦更“实际”的状态结束。但是，我对艺术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是从整体而言的，我认为，单凭枪支、外交或是涂鸦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改变一场革命的历程。但是政治与文化从来也不是分离的两个物体，甚至不是同一个事物分离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文化的创作者都是政治家——革命或是反革命的政治家都可以，这取决于某人自己。我们当然需要保持活力来对抗审查制度，但是当Eric Cantor与John Boehner（他们号召关闭史密森尼的一场展览）对一场展览采取个人攻击时，我们至少可以安慰自己说他们这是对当代艺术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