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摄影门槛降低到如此地步的今天，再加上越来越普及和精湛的后期制作、数码合成，他的摄影作品却能屡屡出现在各大拍卖场，并多数以六位数成交。他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早已在世界各地留下明显而强烈的识别性，而他则坦言，希望自己的作品就是看图识字，大家能够看到实质，看了觉得熟悉，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

“也有一个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王庆松抬手摸了摸头，上面长着他标志性的发型——剪掉所有黑发、只留几缕稀稀疏疏的白色长发，习惯性地弯腰俯身低着头说话，只是会偶尔礼貌性地抬头与你交流，而抬头的次数也随着谈话的深入逐渐频繁，他接着说：“他说我主要是靠大制作，他因为没钱所以做不了，我说我去拍一个作品，成本肯定比你现在的成本还便宜，大制作大成本并不是壁垒。”作品《跟我学》的成本是一块大黑板和半盒粉笔，但黑板上的每个文字都是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慢慢记下来的。

当年从四川美术学院造型专业毕业以后，最初那批架上作品已经体现了王庆松非常坚实的基本功，而在放弃基本功、选择了更能体现其想法的摄影以后，王庆松无疑做了一次成功的转折，成为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作品被英国威廉王子、西班牙Billstone基金会、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美术馆、2005年德国杜塞尔多夫K20和K21、美国迈阿密Cisneros基金会等收藏。

这些年王庆松的市场价格更是成绩显著，2008年伦敦佳士得秋拍中，作品《跟我学Follow Me》在“战后当代艺术日场(二)中国艺术品部分”中，以1175.179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这让其他“摄影艺术家”们叹为观止。

在摄影门槛降低到如此地步的今天，再加上越来越普及和精湛的后期制作、数码合成，王庆松的摄影作品能屡屡出现在各大拍卖场，并多以六位数成交，这样的成绩难免会引来各种声音。对于一个高价摄影作品背后的壁垒，除了作品内涵、艺术家的名牌效应以外，王庆松告诉记者，价格是综合的。“它有广告费用——杂志、画廊、展览等等，这就是一个很高的宣传成本。还跟数量有关系，如果数量高，肯定就会降低整个价格，当然这跟艺术家的品牌也有关系，就像买车买衣会看设计师一样，有其自身的价值。艺术家的思考最重要，总之很多东西的付出才成就了一件作品，让知名度越来越高，这个作品慢慢就出名了，再慢慢让人考虑它的价位。”

农民爆发的气息

王庆松经常与他的群众演员一起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他说不认识他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其中有艺术家。王庆松坦言，这是因为他自认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其实能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区别于当代艺术一贯的晦涩表达，而是如看图识字般直接且熟悉。因为王庆松的阳春白雪，是用最平民化的方式(或者是对自身来说最真实的方式)呈现的。

显而易见的商业标识、各种鲜艳媚俗的形象、大量的农民工模特、显得粗糙的画面感，王庆松反讽的语言是典型的。著名独立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曾这样评价他的作品：“只穿花条内裤，以及白菜、垃圾桶底座的亵渎、滑稽的象征意味，锁定了这种崇拜所具有的农民爆发的气息。”王庆松在他的作品中夸大表现了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欲望膨胀，急功近利的发展和疯狂的变化让所有的人失去安全感，对未来捉摸不定。从艳俗艺术的表现到看图识字的直白，王庆松说，因为这一切都离他那么近。

上初中之前，王庆松随着父母在油田生活。油田属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他的家庭环境也相对算是优越。这种状态竟只持续到初中，父亲离世的变故，“令我一下就从‘高高在上’摔下来了”。王庆松母子俩在当地无依无靠，母亲且不识字。“我一下就成为被当地所有人同情的对象，都觉得这孩子太惨了，所以从初三到高中毕业，是靠吃救济——18块钱生活费——长大的。”老家在江苏，在大庆出生，又在湖北成长，王庆松的成长历程也很有些波折。

那三年让正值青春期的王庆松，原本经常打架、脾气暴躁的性格一下软了下来，变得不太爱说话，随之而来的，便是无穷尽的自卑感，自卑感让他觉得自己简直没有可能上大学。“所以高中毕业以后只能去下井队里面。”虽然四百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属于“金领”，但自卑感仍然一直萦绕，“在我之前，没有油田子女继续去参加钻井队工作的，因为那是最苦的工作，都是招的农民工，在野外、在一线，是最低端最前线的。”在里面七八年的时间，让王庆松认命了——他认命自己就是一个处在底层的人，油田位于农村，王庆松在那些年“跟农民打交道打得特别好，打成一片，有时候农民让我画两张画，完了给我两个咸鸭蛋。画得最多的一次，给一个堂屋整面墙画了仙鹤，画了一个星期，农民给了我一袋土豆、二十个鲜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