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的实践梳理过程中，我的案头参考资料主要来自于2010年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为文献展览“我的大学（1990-2010）：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所著的出版物，以及“‘小运动’群论之五：什么是知识——刘大鸿和双百工作室的实践”的现场录音。

双百工作室的主持刘大鸿自1985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后一直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迄今已有二十余年。他按照自己的主张制定了“双百教学大纲”和“以社会为模特”的教育方针。在这个塑造独特教学的漫长过程中，刘大鸿及双百工作室以“拉锯马拉松”式的坚持为我们提供了当代艺术教育中关于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与此同时，这种知识武装的革命特征也暗含着一种潜在的新危机。

在这本400余页的“卷宗式”出版物里我为“酸”（新天地百多图）、“甜”（青浦红日子百多图）、“苦”（新文革百多图）、“辣”（新点石斋画报）、“咸”（新上海百多图）、“淡”（新良友画报）等导师命题创作所呈现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动容。它们充满着师生创作的温度，在我所经历过的艺术教育系统里难能可贵。它同时也丰富而生动的记录了与他们朝夕相处又若即若离的现实社会。就我从印刷品中了解到的项目看来，如此密集的呈现似乎无从判断其“真伪”——这里所述的真伪，正是刘大鸿所提倡之真切的个体多样性与否。在过度反对“僵化的现实”之后，这整件渐行渐远的大型作品不得不被迫陷入“被僵化”的命运。我只看到了一种取向，似乎他们都在强迫的树立个性而显焦头烂额，力不从心。

而后，诸如“下岗门”、“画室门”、“辞职门”、“分班门”、“教室门”、“论文门”等事件的文献资料中，呈现了刘大鸿和双百工作室在与中国艺术教育系统不断抵抗而最终几乎都是他们这个整体在不断的较量中取胜的史实。作为一个对这些历史事件甚为陌生的年轻艺术工作者，着实难以理清如蜘蛛网般复杂的错综关系，权且只能从事件的体征上来讨论“本该正确的笃定”与“也许不该正确的质疑”。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在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系统内部构建了一个自我建设与自我消化的实践体。他们在类似于工作坊(workshop)的导师制模式里不断的生产着知识——我更愿意说他们在这个自循环的系统内部讨论真理，在古希腊的词源里，知识几乎就等同于真理。2006年的一场学生论文集体被毙的事件[1]把刘大鸿与双百工作室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与顽固价值观角逐的过程是对真伪的争论——对“普世价值”的争论。我以为，压根就不存在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塑形。我们如何找到那些超越一切定义的唯一真理呢？我们有理由对革命抱有幻想，但也应该清醒的对那些被知识和道德武装起来的革命保持质疑。尤其是它还有可能演变为一种“信仰绑架”的果实魅人心——当某种理念已经开始作为你人生的指导方针时，你应该本能的警惕。

二十年来刘大鸿和他的同事们、学生们尝试了各种学术探险和教学实验，俨然形成了一个追求自由表达的精神共同体。正如刘大鸿所说：“发现‘单位美学’，是自救。”[2]“单位美学”的确就是双百工作室所呈现出的美学体态，它不断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与处理，输入与输出。教育的组织方式并非只有一种，他们为夹缝中的艺术教育提供了求真的态度。尽管我在前文中对内部改良保持质疑，但我相信知识也许可以被训练，态度却很难被造就。我们的理论构建何其庞大何其丰富，但实践行动却那么弱小。作为一个麻木地经历了中国艺术教育训练的年轻艺术家，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1] 2006年5月底，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2002级本科毕业生因按照指导老师刘大鸿的要求“以四年的专业学习为基础写出自己四年的学习感受”遭到“集体不予以通过”。经过系列波折，除一名外，十一名毕业生终究拿到毕业证书。此事件被称为“论文门”，为当年中国高校十大新闻之一。

[2] 引自：《大学这个单位：左靖与刘大鸿的对话》，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中国北京，2010年，第17页。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