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摄影师：姜晓明)

我曾经每天面临各式各样的权力，这留给我的遗产，就是一种骨子里最深的反秩序的东西，对一致性的天然的免疫力。

蔡国强曾开玩笑说，汪建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艺术的活化石”。

最初他以“主流得一塌糊涂”的油画闻名，随后转向当代性更强的媒介，“一步也没落下”地实践了装置、影像、戏剧、行为等各种手法。多年来，“好学”的汪建伟尝试综合各种学科与不同媒介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在作品中投射了他对现实世界的警觉，其先锋性受到诸多重量级国际大展的关注。

今年4至6月，汪建伟的大型多媒体个展《黄灯》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作品以4大章节呈现，每隔十几天，展厅空间和内容便会进行替换：8台投影仪多角度投放所建立的视觉场;由相互连接的篮球网和上千篮球组成的互动装置;一系列综合材料构成的动力循环系统;以及一个“物理上不可能存在的空间”。

很多人眼里，这个长得有点像梁家辉的艺术家，复杂、深奥、爱玩概念、好哲学化表述：“黄灯同时面对两个正确性的敌人——对绿灯正确性的终止;对红灯正确性的否定，它在使双方的惟一性丧失的同时获得自身的位置——中间状态的合法。”汪建伟说。他企图建立一种矛盾与纠结的现场，令事物总处于允许与禁止、主动与被动的过程中，“《黄灯》给出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比较准确的一种状态，这种非常混杂的矛盾是前所未有的。”

不但完成了作品，还有100斤粮食收益

1984年，汪建伟的油画《亲爱的妈妈》获得第6届全国美展金奖，他向记者回顾了那幅标题极具歌颂意味的成名作，“这是文革真实的故事。我18岁当兵第一次演练，下午挖的战壕，凌晨3点开始演练，这期间你在战壕里根本不能动，我惟一的世界就是看天数星星，回去就跟家人写信，那个时候就是熬!当时的标准是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源于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那幅画里就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写信，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赢得官方最高荣誉后没几年，他却放弃了架上绘画。“‘装置艺术’这个词是郑胜天回国后最早带给我的，此后认识了杜尚，才知道原来现成品可以作为艺术材料;接触到博伊斯后才发现，人本身是可以作为材料的!我学了十几年，在一个以技术为王的国度得了金奖，这都是在封闭空间达成的。当我得知装置这个词时，那个封闭的体制就毫无意义了。可以说，我是中国惟一一个在那个体制里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把它变得毫无意义的人。”

“85新潮美术”如火如荼时，汪建伟并没参与其中。和那些手捧画册的美院学生不同，他一头扎进了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人的著作中。浙江美院油画系修研时的阅读，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期间，他的兴趣突然转向高中时自己最拒绝的科学，在中华书局旧书摊上，他发现了一块多钱待处理的《大脑设计》。“这个题目非常吸引我，在艺术史里没见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果你不回避艺术也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那就应该回到另一个逻辑上：为什么不能使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来思考艺术问题?这是我一个革命性的原点。”

90年代，他首先尝试装置实验，制作出《文件-事件》等奇怪的物品。“《文件-事件》完全用程序来传递情绪，第一，我认为是不是一定要用看才能呈现艺术?第二，所有材料都有象征意义。2003年日本人出版了我的作品，已经是十几年后了，他们很惊叹，中国竟然有这种作品。”

1994年，汪建伟完成了著名的实验性艺术项目《循环•种植》。他回到自己插队的地方，与当地农民签了一个协议：农民拿出一亩地作试验田，由他提供新品种的种子，农民负责播种，风险与收益由双方共同承担。结果试验田亩产800斤，比当地最高亩产还多了100斤。汪建伟和那个农民把收成分成4份，交公粮、留种、农民的口粮、自己的收成。整个种植过程他用傻瓜相机记录下来，探讨以他的“艺术家身份”进入其他领域时所产生的新的关系。

彼时，当代艺术刚从80年代末的巨大震惊中醒来，开始以一种玩世泼皮的姿态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汪建伟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逃离。有人问他，“老汪，你说实话，这到底是想做什么?”他说，“种地啊。”十几年后他得意地说，“我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实验作品，还有了100斤粮食的收益!我的成功就是把这种实验在一个整体大环境中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