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稍微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稍微拉开一点距离来看这次展览的话，似乎隐约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打个比方吧，就好像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但又发泄不出来一般——不少人想大声疾呼，但欲言又止，很多人跃跃欲试，但又小心翼翼！内容是这样，形式更是如此。[15]

对这届展览中油画内容和形式的缺点，陈醉的总结更为具体：少数民族、农村和历史题材占据了油画的半边江山，形式上少有创新。在对比了刚刚结束的“苏联现代画展”之后，他也做出了与孟禄丁和张群同样的判断：

大量的作品，几乎还是走着三十、甚至五十多年来一些惯常的路子。比方说，以再现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形象和事件来表达一个主题；通过一个故事情节来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道理、甚至图解某种政策精神等等。这里面的确有很多好作品，而且这种手法也是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花。但是这枝花独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个花园太单调了。[16]

这些摆脱束缚的渴望，直接反映在1985年4月在安徽泾县召开的“油画艺术讨论会”中。上述文章的作者陈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17]美术界开始大量使用的“创作自由”和“观念更新”等关键词都来自于这次会议[18]。虽然这次会议主要以中年油画家为主，“八五新潮”中的青年艺术家并没有参加，但是两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据记载，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六个问题，即“题材决定论”、“油画民族化”、“创作个性”、“画家与观众”、“理论与创作”和“现代派绘画”。其中对“题材决定论”和“创作个性”两个问题的讨论对后来的美术创作影响最大，也直接与新潮绘画有关。可以说，这次油画会议是继第六届美展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油画面临的问题展开的反思。在“题材决定论”的讨论中，与会者的意见很明确，也很具体，均对题材决定论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而这里所谓的题材就是政治题材。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还表现在，他们具体说明了要想摆脱题材决定论，就必须同时解决说明性、解释性的政治图解和主题性、情节性的文学因素。[19]

对“创作个性”的讨论与“创作自由”密切相关，两者均关涉到摆脱题材决定论的问题。因此，在1985年的语境中，追求创作个性就是追求创作自由。强调创作个性即是打破千人一面的局面，破除长期以来由题材决定论造成的唯政治马首是瞻。总之，“这次会议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对创作个性问题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加强……保证和发扬创作个性，应视为解放艺术生产力的金钥匙，有了这把金钥匙，创作上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反之，失掉了它，那就不但产生不了好作品，同时也取消了多样化，也无法创新，无法形成艺术的民族风格”。[20]

1985年5月，组织者为《前进中的中国青年》展览印刷了一本画册，但是画册编辑没有选择《在新时代》这幅作品。这或许是由于时间的原因，但更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的体现。因为画册题目为《国际青年年美术作品选》，制作目的是 “我们从这次绘画艺术展中遴选出一百四十三幅作品，编成这本画集，献给国际青年年，我们衷心期待她成为中国国际青年与世界各国青年扩大交流、增进友谊的纽带。”[21]这个前言的署名是国际青年年中国组委会。一本代表国家形象的画集当然不能刊登争议最大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品虽然可以换一种解释方式得到展出，但是不能被拿来代表中国形象。

展览画册还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这次展览的评委委员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吴作人、靳尚谊、张蔷、伍必端均参加了在安徽泾县举办的油画艺术讨论会[22]，他们必定熟知研讨会中对观念更新和创作自由的讨论。从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老年、中年还是青年艺术工作者，他们对观念更新和创作自由所针对的对象是没有异议的。《在新时代》也仅仅是用作品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想法，而没有像后来的新潮作品一般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解决这个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这或许正是“八五新潮”青年艺术家、批评家与老一代美术工作者的分野。

从1985年美术思潮的上下文来看《在新时代》，就会发现它的两面性。它一方面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正确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新潮美术中前卫们的态度。在徐冰的文章《他们怎么想？怎么画？》中，作者很直白地说出了画家添加一些可读性符号的用意：“至于现在看到的画面上有些说明性的内容，他们不隐晦地说是为审查时能通过加上去的，如封建大门的敞开等。”[23]《在新时代》的作者通过将作品解读的重点从裸体转移到可读性的文化符号，从而实现了作品的政治正确性。中国与西方、现代与古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符号的出现帮助作品实现了这一功能。敞开的城门、男子面前破碎的八卦盘子、衣服上的中国字样、被截断的古代石窟、长城与现代都市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古代与现代的对立。通过位于画面视觉中心、冲破玻璃和框架走来的女青年，作者表达的态度很明显，即在现代与古代的二元对立中选择前者、抛弃后者。作品中最为显眼的符号是敞开的城门，这明显指向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作者要抛弃的“古代”具体是指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但是对于1985年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总体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遭到彻底否定。所以，作品无论如何突出在这方面的“破”都是无害的。与此同时，代表具体封建意识形态的人体问题被遮蔽了。

孟禄丁和张群有意弱化了《在新时代》中所隐含的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他们不仅仅通过对作品中形象原初语义的劫夺，也通过文字阐述掩盖着人体问题的事实。他们在提交给展览会的文字中，关于人体的问题只字未提。所提到的均是那些符合主流审美倾向的内容，即表现哲理、更新观念、破除封建迷信。[24]总之，作者通过可视图像与文字解释的结合，努力提示作品中意识形态的在场。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在场，作者掩盖了表现人体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