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 塞拉（Richard Serra）创作的 倾斜的拱 （Tilted Arc，1981）

位于上海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地铁口的《打电话少女》雕像

保拉 赫尼创作的《码头工人的记忆》Dockers' memory

在最近的一次公共艺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公共艺术的合理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存在，但中国在这方面还相距甚远。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公共艺术中的“公共”，不但指物理意义上的“公共环境”(Community environment)中，还有“公民共同体”(Citizen Community)的含义。学界对“公民”的理解或有不同，但都不会脱离团体或共同体的概念，而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文化建设，均应该执行“共同体优先”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中的公共艺术应当是“公民优先”的艺术。

“公民优先”是指文化艺术的首要服务对象是位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社会成员，他们有资格率先享用社会提供的文化艺术资源和相关成果，同时，以群体意义存在的社会公民也有义务支持、参与和维护公共文化事业。在这样的公共文化结构中，文化事业的管理者、投资商以及精英艺术家，既是向社会共同体提供艺术资源和相关成果的出品人，也是社会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他们的管理过程、商业收益和艺术创作结果，理当接受公民共同体的检验。而评价公共艺术的终极标准，也自然取决于公民共同体的接受程度。如果勉强把参与公共艺术建设的主体分为两部分，那就是政府官员、投资商、工程师和艺术家为一方，社会普通公民为另一方，双方通过互动共同创建具有文化内涵的生活环境，这正是公共艺术的基本意义。

由于等级社会的限制，目前还很少看见普通社会成员能在较为公开的场合，获得对公共空间中的事物表达意见的权力；而城市管理者、投资者和创作者在公共空间行使文化创作和设置作品的权力时，也很少听取普通社区居民的意见。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尚未成熟的表征，也正由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们更需要大力发展公共艺术，以使每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通过接触艺术提升人文素养，并知道自己是公共艺术的真正享用者，有欣赏、参与、维护公共艺术作品的义务和责任。而无论何种类型的艺术，也只有在融入日常生活后，才有可能成为改善日常生活品质的积极元素。

受到传统艺术理念和历史惯性的影响，在我国政府的相关文艺政策和精英艺术家们的思维定式中，时常会出现忽视公民共同体实际文化需求的倾向。以前“文化大革命”时曾用八个样板戏糊弄全国人民那么多年，现在的某些艺术政策也侧重于照顾艺术家和鼓励艺术创作，其结果是强化了精英圈子中的自娱自乐①，与整体意义上的公民文化需求了无干系。而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公民共同体的艺术素养有限、文化自觉性不强的尴尬现实。比如现在有些城市中无不充斥执拗生硬的建筑物、眼花缭乱的广告、混乱嘈杂的噪音和拥堵不堪的交通，热衷于炫耀权力、技术和财富的单位和企业，在改善都市生态环境方面鲜有作为。这些问题都与全民性的美学素养欠缺症有关，否则不至于出现全方位的审美衰竭。

推广和普及公共艺术，有助于为普通公民提供考察和判断公共空间中美丑事物的机会，这既是培养有美学素养的“文化公民”的过程，也是让普通大众行使“文化公民权”的过程。众所周知的一个公共艺术案例，是美国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创作的“倾斜的拱”(Tilted Arc，1981)，以生锈耐候钢制作，高3.5米，置放于纽约市的联邦广场，其巨大体量阻挡了广场通行的道路，引起了在广场周围大楼中工作的上班族的不满，最后在1989年政府下令拆除这件作品并作为废铁处理。该作品从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到“废铁”的演变过程，正是公民行使文化权力的结果。由此可知，公民接受是公共艺术生存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就没有公共艺术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