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的舞台不是博物馆、美术馆、画廊、拍卖会和学术研讨会，而是亿万民众置身其中的社区、道路、广场、公园等地，这些地方首先是全民共享的生活空间而非为艺术预留的展览空间。“公民优先”要求艺术家放下“艺术高于生活”的狂妄理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自恋态度，将个人创作行为视为参加社会实际工作而并非天才展演。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中，民众在街头巷尾常能与大师之作相遇，很多作品是艺术史中经典之作，它们置身于闹市红尘之中，任由凡夫俗子们或驻足观赏或擦肩而过或品头论足，此番情形并没有轻慢艺术，而是让艺术获得与人群共在、与社会共生的蓬勃生命。位于上海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地铁口的《打电话少女》雕像，虽然几度损毁，但也由此吸引了市民好奇眼光和媒体关注；位于汾阳路、岳阳路和桃江路交汇的街心的《普希金铜像》，在动荡年月里几经拆毁和重建，也同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反思。在这些后续的心灵感应和衍生故事中，上海普通市民成为艺术品的热心观众和监护人，当地居民的记忆、情感与期待，使这些作品有了公共灵魂。此即如复旦大学张宝贵先生所论，作品的完成只是公共艺术的开始，由作品引发的大众性后续行为才是公共艺术的核心内容②。当然，公共艺术所面对的“公民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异质性和差异化，由公共艺术引发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必然呈现并非恒定的动态情境。

英国雕塑家保拉-郝妮(Paula Haughney)的《码头工人的记忆》(Dockers’Memory)(1995)位于伦敦东区共济会路41号和库芬路交界处，是一个两只大手捧握的圆球体，在球体上用刻线方法画有鱼、螃蟹、绳索、贝壳等物体。作者在创作之初向社区向民间组织咨询，了解到这里是退休海员的居住区，她因此产生创作灵感，即“一双码头工人的大手，握有对这个世界的深刻记忆。”③这个作品本身并不复杂，但其创作过程印证“公民优先”原则不但有益于公民社会的建立，也能促进艺术灵感产生。与之不同的案例是上海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系列雕塑作品(2006)，是由政府出资邀请雕塑名家，为民国时在这一带活动的10位文化名人塑像。如果单看作品的艺术质量，或许如批评家殷双喜所说是“中等偏上”④，但是从社会普遍反响即作品后续效果看，该项目没有引起更多市民关注，媒体曝光率也相对有限。这可能是因为作品主题偏重精英历史与文化，不易引起当下普通市民关注；还可能由于该雕塑广场“是按照广场的模式布置的，周边缺少可以活动的内容，人流无以集聚，成为只能远观的景点，是用于观光的而不是成为步行街的活动空间来使用的。”⑤不管怎么说，这个案例警示我们，公共艺术的有效性主要不取决于“政绩”和“艺术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在社会中引起反响的程度，即普通公民的参与和关注程度。一般说，判断精英美术的标准不适合判断公共艺术。

最近几年在与上海城市公共艺术相关的研讨会上，一些知名学者建议“大型城市雕塑项目实行‘策划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长官意志’的干扰，阻止商业投机行为和不正当竞争手段的侵入，能够更有效地保证城市雕塑的艺术品质，并希望在制度上对这一方式进行完善和规范。”⑥出于防止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的考虑，提出这种想法有其合理性，但所谓“策展人”虽然不一定是官方身份但同样握有文化权力且更具精英意识，他们是否真的能代表公民共同体利益？会不会是另一种非长官的长官意志呢？

很多学者认为迄今上海还没有理想的公共艺术作品。如雕塑家唐世储说：“我们说到广州，会想到五羊雕像；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渔家女、兰州的黄河母亲这些雕塑都是城市形象的象征。再扩展出去，像纽约的自由女神像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已经代表了美国的国家精神。而反观上海，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产生过真正能够代表这座城市精神和形象的精品力作。”⑦事实上，主政者和广大市民不乏建设美好城市的愿望，专业团体和美术院校中也有很多专业艺术家，又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创造出有上海“城市名片”效果的公共艺术作品呢？原因必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主要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投资者和创作者们，还缺乏“公民优先”的理念。这样，在权衡地方政绩、商业回报、个人名利与普通市民日常审美需求孰重孰轻时，后者的被忽略是很难避免的，由此产生的作品也就很难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了。

王洪义( 作者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公共艺术》杂志副主编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