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费时经年的重磅级展览，光临它的中国观众为何意兴阑珊？让中国当代人接受并喜爱这样一个堪称文化史瑰宝的艺术历史的回顾展览，显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国庆期间，新馆启用近半年的国家博物馆接待了较平日更多的参观者，偌大的展厅，十几个展览，观者的逗留清晰地反映了他们的兴趣点，在涉及到中国当下话题的“窃密展”之类的展厅前人气高涨，但是诸如“拉美文明”等却显得冷清，这其中也包括在今年4月盛大开展的来自德国的“启蒙的艺术”展。

被忽视的启蒙艺术展

《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联合举办，不仅是迄今为止中德之间最大规模的展览项目，也是有史以来这3 个德国国家博物馆之间最大规模的合作。

艺术史上显然没有一个名曰“启蒙”的艺术流派，且启蒙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文化史概念，肇始地以及影响力之大首属法国，而非德国，这是面临此展的人首先感到疑虑的两个问题。

一套宫廷贵族的华服，几张结构复杂的书写柜，曾经装过鸟儿的真空泵，绘有德累斯顿风景的瓷瓶，以及好父亲被孩子簇拥的瓷雕，大开本的百科全书上名目繁多的插画，甚而印有“康德”名字的旧鞋，静电发电机、万象箱、三棱镜、透光画、显微镜……除却惯常的绘画和雕塑，这林林总总的物品与从前看到的一般艺术展览比可谓大相径庭。策展人用九个主题来统筹这500多件展品，从城市面貌到市民生活，从科技发展到异域探险，从私人爱的情感与崇尚自然生发到公共领域，最后由人内心的恐怖引导出20世纪现代派艺术不无吓人的面貌。投影仪打到墙上的小段文字也在不断地做着各种名人警句的提示，比如，“鼓起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德），“……通过情感使理性达到完美。”（卢梭），又如，“我常常逃避城市，躲藏到遥远的乡村，大自然之美将城市强加于心灵的污浊与厌烦一扫而空。我沉醉于这种美丽，就像黄金时代的牧人一样幸福，比国王还富有。”（格斯讷）。由此，我们获得了对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大发展时德国的生活状貌的印象，并且是综合的、丰富的、立体的印象。

对笔者来说，从前见到的诸如阿波罗神的残躯等雕塑作品和贵族人物生活场景以及他们鲜活的肖像都像是脱水后骨架的展示，而此时却带来了血肉的质感。但是另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是，这个仍旧以架上绘画为主体的展览虽然融汇了服饰、家具、仪器等诸多元素而成为一种丰富的立体交响。可作为主旋律的绘画作品却不够强劲和震撼，类似于华托的《郊游》、弗里德里希的《雪地里的石冢》这般水准的作品显然还不够多，西班牙大师戈雅的版画画幅偏小，未能充分展示其“想象力脱离理性后会滋生怪胎”的思想。展览尤显突兀的是从新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同时的艺术风格）到现代主义，省略了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直达现代主义早期，蓦地置身于博伊斯和那条灰狼的影像前，接受巴塞利兹、彭克变形画面的冲击，简直像是一个惊险的跳远。这种跳荡，对于前来看展的大多数人容易引出一种错觉：似乎从启蒙得出的结论就是现代世界的荒谬感。那么，这样的展览，德国想对中国提出“启蒙”又有何意义呢？

颇有意味的是，展览开幕后不久，德国有部分媒体指责它是一次“昂贵的对话”和“被浪费的机会”。有德国记者指出，国博所处的地理位置所赋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适于办这个名目的展览。但是这个以政治宰割艺术的大棒不仅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而且显然并没有打中问题的要害。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对于一个费时经年的重磅级展览，光临它的中国观众为何意兴阑珊，而非流连忘返？启蒙艺术的展品凭其文化史价值堪称瑰宝，德国人的展陈方式也彰显其专业性之严谨与细致，如此情景下中国人如果感到乏味，这便涉及到中国的展览文化。统言之，让中国当代人接受这样一个大视觉历史的回顾显然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以“实用理性”见长的中国人，长期受单向度艺术教育，不关注与当下无关的东西，更没有太多兴趣关注西方的过去，引导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策展者身上。

的确，对于崇尚本本主义和权威的中国大众来说，要接受“启蒙”这样的概念实在是难度太大。事实上，德国策展方并非没有对此做出积极的努力。北京歌德学院推出的博物馆教育是一种很好的铺垫，为此进行的专题导览和戏剧经典朗读也颇富针对性，由德国麦卡托基金会赞助的“对话”系列活动更是立意正确，但是展览还是遭遇了窘境。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读解人员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去告诉国博展厅里那些迷茫的大众们：“启蒙的艺术”展是一种新的展览文化，非常值得你们去观看！更没有学者与专家善于运用概念来启发和引导大众的注意力，让他们走进国博。中国的报章与电视、网络媒体的文化版块连篇累牍地充斥着娱乐明星和劣质影视的八卦消息，而关于艺术展览的信息却只见于雷同的小豆腐块。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宣传领地，启蒙时代的立体德国抵达北京后居然显得平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