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形象与表达的缺失

2011年春，经过三年改扩建的国家博物馆重新亮相于京城，在世界最大广场的东侧伫立起一座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人们关注着，它是否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呢？造访过的人们不难发现，场馆的建筑空间布局、装修装饰风格均体现了设计者的用心考虑，温度湿度控制系统以及照明等硬件设施堪称一流。可以说，总建筑面积达到20万平米的新国博在其体量、规模和材质上都与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不相上下，它所承载的文化和艺术含量也被视为等量齐观。

可是，当我们注目于展览本身，也许可以对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定位与展览文化提出思考。

众所周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是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分别承载着对国人进行新中国革命教育和中国文化历史教育的目的。两馆合并后，其原来的教育功能自然应当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借这两项资源的整合提升博物馆的整体水平，锻造出与世界博物馆文化比较而不逊色的中国独特的展览文化才不负国博大名，如果仍然只是体现政治的和泛泛的通史教育，似乎也就无合并的必要了。

“复兴之路”是新馆推出的重磅级展览，充分显示了博物馆在革命和历史方面的传统与实力。相比之下，其他艺术展览就显得比较浅薄和缺乏考量，《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展》只是摆了几件青州的石像和木雕；《印加人的祖先》却只有某一个地方的陶器作品，展品说明也嫌草率……类似于这种名称大、内容窄的展览不免让观众有某种“蒙事”之感。藏品达106万件的国博，不是随便拿几件作品摆在那里就可以名之为一个展览的，围绕展品还应做相应的陈设、说明及教育工作。然而，“启蒙的艺术”展这个国博主动向世界先进博物馆学习的成果也遭到冷遇，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国对艺术展览的概念建立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的第一个“19世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曾经震撼了许多美术工作者。此后关于“什么是西方”，展览大多以一种单一主题呈现。

2003年，中华世纪坛的世界艺术馆打算建立中国第一座世界艺术博物馆，开始了对世界文明的基本陈列，例如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美洲、印度文明，也组织了一些专题展览，如“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2006年）、“从莫奈到毕加索——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印象派至现代派精品展”（2006年）等。近年来最为轰动的图像艺术展是2004年的“法国印象派大展”。

与西方丰富的展览文化相比，这种单向度的仅关涉美术史一角的展览尽管视野比较狭窄却已经成为被中国观众所广泛认可的模式；而一旦展览涉及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考古学的相关内容，观众便尚不能及时地寻找到其与艺术的内在联系。

而对于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博而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无疑是主力观众，不同层次的文化素养更多地限制了他们的读解，这恐怕是策展人虽然注意到却又比较无奈的现状。如此，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如何让大众到美术馆去看展览仍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作为一个时代的综合演示，“启蒙的艺术”展是一种新的策展尝试，它呈现出文化、历史与艺术融合后的厚度。尽管中心不够突出，一些文字的翻译尚欠斟酌，策展的定位不够准确，针对的受众有些模糊，尤其欠缺商业营销思路的考虑，致使预期的效果未尽理想，但是展出时间长达一年的展览已经使新开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往国际化迈进了一大步。更何况这样一个耗费巨资、具有文化分量，且动用了德国三大博物馆馆藏的展览，已经体现出中德文化交流从表面抵达了某种深度。在继续展出的下半年的时间段里，中德文化使者还需要做更多的推介工作，才好让中国观众理解德国策展人的用心。 （作者为艺术史博士，《国话研究》主编）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