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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坤坤参展作品《棕色VII》

“七-种：图像的制造与不安” 架上绘画展将于下周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不同于当下众多的主题展览，此次展览更着重于7位年轻艺术家的日常创作以及彼此之间有明显区别的绘画风格。本次展览的学术顾问舒可文认为，在这几位艺术家之间存在一种自在自为的距离感。这种自在自为游离于艺术史理论、流行图式之外，而无需假以公共意义的阐释。同时，艺术评论者主观的评论，也无意于引导观众对某件作品的偏好。

记者：作为 “七-种：图像的制造与不安”架上绘画艺术展的学术顾问，在走访7位艺术家后，您认为他们作品特征呈现出怎样的共性，是否能代表部分“80后”艺术家？

舒可文：本次展览不是按照某个主题举办的群展。展览可以存在各种方式，策展人在一定范围内去发掘艺术家创作上的共同倾向，并以此为主题策划展览。同时，也有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就是艺术家在工作室的状态。它可能不与某种社会趣味相契合。艺术家在工作室的状态，每个人都有他进入艺术的方式，在他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艺术的思考和创作时，无论在搜集材料和在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上，都有很多差异。在不以共同点为展览主题的情况下，就不用去寻找一些形态相似的人。

目前的艺术状况与20年前相比，它的土壤已经比那时肥沃许多，有市场和艺术机构的众多支持，因此艺术应该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不必是群体活动。本次展览只是展示7位艺术家的日常状态。至于为什么是这7个人，策展人可能在挑选时有一些趣味和判断上的倾向，至于说他们有没有共同点，这不是本次展览考虑的问题。

记者：7位艺术家都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熟知艺术史脉络，他们呈现出的多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创作状态。同时，现在的年轻艺术家较以往也很少以艺术团体的面貌出现，这是否与您展览文章中提到的“自在自为的适度距离感”相一致？

舒可文：是的。上世纪80年代，每个新的信息都会对人们带来很大的精神震荡，也是对束缚的一种冲击。但是，目前美术院校里有各种各样的画册，所有的展览都对外开放，这样丰富的资讯是伴随这批年轻艺术家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会为任何一种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或想过的形态而激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进行更加独立的创作，即使用到艺术史中出现过的材料和形态，也是作为服务他们工作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们更自由自在，没那么焦虑。

记者：艺术家注重个人体验的创作，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与他人深度共享的可能，而这时的艺术评论应当起到什么作用？

舒可文：从艺术批评这个行业的兴起来看，它并不对观众负责，而对美术史负责。如果观众不喜欢某件作品，或者看着一头雾水，这时批评文字也很难起到帮助、理解的作用，因为视觉作品很难靠文字去改变体验。

艺术家在作品中有自己的逻辑和方式，展示出一种力量或者打动人的东西，可能通过色彩、质感、形象甚至画框的制作进行体现，每一个细节都要烘托出一种意味。如果观众感受不到这种意味，那也不是谁的错，只能说双方不在一个频率上。

我认为，不能因为“看不懂”而说作品不好，也不能因此说观众没有艺术素养。强调艺术的普及，或强调观众的裁判，都有点霸权的意思。这应该是一种协商，观众与作品在相遇中互相传递各自的信息，在传递中可能会互相影响和调整，进而促成一种更丰富、内容更充实的日常生活，这是我关心艺术的原因。我不认为每个人必须要关心艺术，我也不认为艺术家一定要为公众负责。艺术是一个日常、渗透的状态。对一件作品观众喜欢与否，都是一种信息的散发，这未尝不是对艺术家工作的一个促进。

记者：本次展览展出的都是架上作品，相对目前年轻艺术家广泛涉足影像、装置、多媒体领域的情况，此次展览是否可看做一次绘画美学的回归？

舒可文：本次展览只是一种现象。对于艺术品的审美解读，实际上是非常狭隘的方式，虽然我们习惯于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感受艺术品，当然这也是一种很日常的观看方式。但是从审美经验上说，审美的趣味浮动性很强，很难进行判断。

我认为，新自由经济形态在社会结构上可能导致权力集中，但是它同时又提供了另一种价值观和趣味，就是分散、去中心化的文化倾向，很可能艺术家这种创作的自主性与这种文化倾向相关联。在之前的一个阶段，破除中心，破除偶像还是很强的冲动。但是，在目前这个没有中心没有偶像的环境当中，他们就显得相对轻松。架上、装置、影像，艺术家可以各取所好、各取所能，因此我认为没有所谓的回归。
 

【编辑：汤志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