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有一个看法，在今天，重视和研究20世纪文学和艺术中的问题、毛病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现代主义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毛病，这个问题这里没办法展开。不但如此，另一方面，我今天的看法与过去有所不同，世界大变，我们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我认为, 今天的作家和艺术家，还要重新重视十九世纪的成就，应该考虑很多方面要和19世纪的传统有衔接，有传承，不能让20世纪割断我们和十九世纪的联系。所以说在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共同看法，不过我现在想问你的是，保守也好，执着也好，你这样坚定地维护你理解的绘画性，在这种坚持后面，最后你究竟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艺术的理念，你有没有确定最后要坚持什么东西？就像你是一只飘洋在海洋的船，最后会不会停在一个码头上？像一个在海上飞了很久的小鸟，落在了一块礁石上？有没有这么一个艺术的落脚点，或者相对的来说，自己觉得找到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方向，或者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念？

马：有，有，这个是我在这最后要说的话，“面对白色画布我永远有一种恐惧感，无常的生命力，途中的不可知，艺术与生活就像两只永不交汇的平行线，交替着引领而行。绘画几乎是一种疯狂，一种不可能，但正因如此，我们乐此不疲，并毫无退路，绘画对我来说我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精神的游离，他的变化是他的恒常状态，他相对稳定时间段则仅仅是为了积蓄新的能量，去面对未来即将出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是对你刚问的问题的回答，你有没有找到一块礁石，我不需要这块礁石，因为这个礁石在心里，这是明明确确的。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反对风格化，我可以做其他的，我可以做完全不一样的，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愿意去做，这个是最真实的，尤其是当我生活遭遇了一些变故。其实生命很短，你要做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你真正能够做到哪一步你不知道，“巴赫”不会想象到他现在的地位，“门德尔松”也无法想象，“塞尚”可能会比较自信，他说20年后我回到巴黎，然后巴黎人们都要如何如何。那“梵高”也不会觉得他的那个时候做的很成功，所有这些其实都无所谓，绘画和生命一样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要找到一个确实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勇气”。

李：你要知道，你现在说法有一个缺点，你说的是一种态度，但是具体到艺术创作上，仅仅有态度是不够的？你在面对画布的时候，你追求的东西在一定时期应该是稳定的。你最想画的是什么？你最想在画布上留下你的印记是什么？

马：它是一种态度，你说的非常对，当然不能仅仅有一种态度，但是没有态度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说它是一个原则，对我来说是一个原则，我可以在一种表达方式上，在一段时期内我要说的话都在画布上。那在下一个时期肯定不应该是。如果继续这样，那不是我的方式，在过去的40年我了解到自己的这点，同时我可以有很多灵活性，但是你要让我做一个产品那样的事情，这点我越来越明确，做产品我毫无兴趣，但是要我通过制造一些留存在物质上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痕迹，那么我有兴趣，恰恰是由于这个兴趣和这个勇气让我总感觉到惊喜，那惊喜就是我对未来的不可知。其实我将来会做出什么样？会做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新奇感，也总在想，我甚至特别想拿起摄像机去做影像，跟本和我八竿子打不着，但这个念头我在纽约就有，那么我会不会去做，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不能肯定。我有话要说的时候我才说。

李：那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呢？

马：从零七年到现在我就是一直在画布上，不去追求或者是仅仅是文化层面上的思考，或者是东西方对话这些。在很多程度上我们都是不小心就滑倒了这些不是我们生命本体之内的东西，我们被赋一种责任，被赋一种文化身份。在去年一个抽象绘画展的座谈会上，主题是一定要谈绘画里的空间，我说；对不起我的绘画不是关于这个，我谈到我孩子的离世，谈到生活的变故对我的艺术的直接影响，我绘画里空间是即我的心里的空间，也是视野空间，但我在这个展览中的画是关于光，令人目盲的光。我也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抽象的，我也不觉得你画的是抽象的就是好画家，不抽象的就一定不是好画家。我说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抽象，但因为那是一个全是抽象画家的研讨会，这样你会得罪很多人。我说我画到现在有冲动想作画，有勇气去放在画布上的，还是老生常谈“生命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