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田汉是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的介绍人

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是在1925年(廖静文《我的回忆——徐悲鸿一生》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但是，查《徐悲鸿年谱》此时他还没有回国，应该是廖先生记忆有误。实际上，徐悲鸿是于1926年“2月3日，晨7时半(由新加坡)抵沪。”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中间有个介绍人，他就是我国国歌的歌词作者、作家、戏剧家田汉先生。

徐悲鸿与田汉相识，也在1926年。当时，徐悲鸿只身从巴黎启程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祖国。在上海，他去拜访了性格热情似火的田汉。俩人一见如故。

徐悲鸿“常与田汉欢聚，曾建议田到欧洲进一步研究文学和戏剧。并常谈自己拟创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禹凿龙门》等。田则希望同徐一道搞艺术运动，并建议徐把在欧洲所获得的美术技巧成为发扬民族精神的武器。”(徐伯阳、金山合编《徐悲鸿年谱》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1年)在艺术追求上，徐悲鸿与田汉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田汉与郭沫若(原名开贞，1919年发表新诗开始用笔名沫若，后以此为号)相识是在日本，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留日学生宗白华(我国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的介绍开始通信，建立友情。1920年3月19日，田汉跑去郭沫若的日本的家里做客，从此成为挚友(《郭沫若传》)。当时，郭沫若的夫人是日本人安娜，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博生出世才刚刚三天。正巧，1926年的郭沫若、田汉和徐悲鸿三人，都已经回到了上海。年底的一天，田汉为欢迎徐悲鸿回国举办了一个“消寒会”，请郭沫若参加，并且正式介绍了他们俩相识。

徐悲鸿对郭沫若不光在态度上很敬重，在思想上更是敬仰。

此前的1921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出版后，名声大作，被喻为点燃了千百万革命者心中的火焰，为中国诗坛树立了一座丰碑！特别是在1924年起，郭沫若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坚信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他要登上宝筏横渡到共产主义的彼岸。

徐悲鸿与郭沫若的相遇，在精神上的一拍即合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长江下游平原的江苏宜兴一个叫屺(读音:计)亭桥的农村小镇。家庭清贫。祖父徐砚耕具有反抗压迫的精神，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革命失败后在屺亭桥镇做工。父亲徐达章，号成之，请不起老师，完全靠自学成才，成为当地的一位画家。家里有七亩瓜田，聊以为生。幼年的徐悲鸿也参加农业劳动，因为家里没有牛，要借邻居的牛犁田，所以他经常要替邻人放牛作为补偿，常常过着食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徐悲鸿痛恨腐朽的反动社会，追求光明的未来，所以在徐悲鸿与郭沫若的交往中，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很大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