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准确地说，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主要是移植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几乎全盘西化的当代进程中，一个缺乏主流文化导向的民族，只有向先进国家看齐的份，这是发展中必然的结果。我们的当代艺术不幸中的大幸即是误打误撞之下从此具备了“大美术视野”，糊糊涂涂与世界先进的艺术潮流接上了轨。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后现代民谚所曰“站得更高，尿得更远”是绝对的真理——我们的后现代艺术或当代艺术与西方相比，不一定非得是“站得更高，尿得更远”的，但起码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处境和位置，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完全有奋起直追的勇气和机会。后现代带给我们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使我们曾经僵化的思想开化了，坏的方面则是后现代带来的价值消解和精神生态的灭亡也是空前的，所以我们未必要过分关注西方，而是应该好好认识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能忽视自己。这是后现代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也是后现代最主要的精髓所在。

当时光无始无终地流淌，不论有意还是无情，无数岁月大浪淘沙过后，青史留名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在历代众多的目光浏览考验之下得以保留和流传成为经典。当我们处于今天的“后现代”重温这些经典，我们依然能够感动，依然会对曾经也“后现代”过的前人顶礼膜拜。昨日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它的理由，而我们时下理解中的“后现代”也绝对不是现在单纯意义上的“后现代”，因此，后现代艺术的“大美术视野”也就不是一个很一般的话题，它一直与时代进程中的方方面面发生着直接的、间接的关系，不但需要我们以博大的胸怀放宽历史的视觉跨越时空，同时也需要我们以“近视”甚至是“微距”的眼光去真正触及“后现代”的体温、感受“后现代”的脉搏。我将要论述的当代艺术的“大美术视野”在内涵上将后现代艺术界定为具有现代精神和具备现代语言的艺术，之所以采用现在流行的“后现代艺术”的提法，是因为用诸如“现代艺术”的名词很容易与西方已有过的“现代派艺术”相混淆。

为此，我所提出的当代艺术的“大美术视野”观点将建构在以下的论述基础上：一是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当代艺术活动置之于整个大时代氛围中进行；二是必须保持辽阔的视野，持“拿来”的态度汲取后现代的精义，以我们自己的独特手段，形成我们自己鲜明特色的当代艺术面目；三是必须以切实的眼光和实际的行为，投身于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大美术”实践之中，真正使我们的当代艺术具备“大美术视野”。

一、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将当代艺术活动置之于整个大时代氛围中，进行眼界与视野对于认识与评判的限制，适用于对人类历史的观察，也同样适用于当代艺术活动。历史学家黄仁宇毕生主张一种“大历史”的观点，他著有一本书名字就叫《放宽历史的视界》。在他看来，历史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而这往往即便是当事人也不知不觉，只有事成之后，以一种长时期的眼界，才能看出历史走向的清晰脉络与意志所归。其间人与事之恩怨情仇，乃至各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管如何惊心动魄、光怪陆离，衡以这种长期合理性，终将归于厘清。

有鉴于此，对待当代艺术，我亦主张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因为人类的美术活动首先是在一个大的历史纵深中进行的，把当代艺术放在整个世界美术史背景中进行研究，我们不难分析出它独特的学术价值。所以，要了解当代艺术，我们必然要涉及到当代艺术在国际国内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国际，上世纪60年代的美术思潮是世界范围的激进的年代，同时也波及到了西方学术界。从此，西方文化便开始被极具批判性的福柯、德里达、布希亚等人倡导的一股思潮所左右，其矛头直指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正式将这一思潮统称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或postmodernism)， 此时“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已经触及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许多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信仰和概念普遍为人所怀疑。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在西方产生并有着巨大的影响，自有其复杂、深远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西方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必然，我们只有将其放在一个整体的历史，尤其是美术史的长河里看待，而不能将其孤立研究。实事求是地说，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一些本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围，上升为“大美术”的层次，也正好是现代世界目前所面临的、或者即将面临的关键所在。譬如如何处理和面对种族、国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各族裔的交融、汇合，两性之间的关系等，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所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观点，粗粗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建设性，但细致分析起来却能促使我们对一些问题作出深一层次的思考，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所以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国内，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相形之下，我们的“当代”，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言说的当代：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主导力量，在国家日益成为单一的“生存单位”的前提下，以资本追逐利润的功利目的使“全球化”呈现出不对等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的“全球化”极有可能导致西方价值观念的“普及化”，对世界的多样性构成巨大的威胁，最终导致的“后殖民化”将危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立场和主体文化的独立。

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总的来讲，现在是离传统越来越远了。现代的中国人与现代的外国人之间有距离，但现代的中国人与古代的中国人的距离更遥远，而且现代的中国人与西方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近，这是必然的！因为人类对物质生活的不断追求终将驱使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追逐发达的地区，你有什么好吃的我也要吃，你有什么好穿的我也要穿，从简单的模仿到生活方式的渗透乃至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与人之间将越来越近，越来越了解，越来越同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生活方式的趋同必将迫使艺术上的趋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民族化的问题会越来越淡，历史是无情的，地区的区别，民族的区别都将慢慢模糊起来，有的只会是个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