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松用烧蚀现成图像和文本并且拼贴到油画布上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语言和风格样式，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界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其作品的展览和收藏范围遍布世界许多重要机构和个人。如果从毕业前期艺术创作算起，他的艺术经历至今走过了23个年头，丰富的艺术作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使得对他的艺术脉络、艺术特征和艺术贡献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碎片化的历史

艺术离不开历史，这不仅指艺术自身有其绵延发展的语言史、风格史、批评史，也指其所面对和经历的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外艺术家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反映和记录曾经的和正在经历的历史活动和事件，从而促进并完善着自己的艺术历史。可以说，以历史为题材，是古今中外许多艺术家工作的主要内容。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当代艺术家中，薛松是与历史发生联系并且从历史中最为广泛地吸收营养的人。他与历史的遭遇不仅在广度和规模上前所未有，而且在深度和细节上也无人可及——远自古代名人字画，近及当代社会写真；纵从圣人格句典籍，横到时下图片报章；上起中外先贤领袖，下达职场民间草根，无所不包。当观众在薛松的作品前惊讶而发出啧啧赞叹的时候，事实上，一个又一个书店的门槛，早已被艺术家不知踏过了多少遍。工作室和仓库里那些成捆成堆的新旧书籍画册，就是艺术家与历史高密度遭遇的佐证。

由此认为薛松是饱读史书的博学之士显然为时过早，但出生于1965年的他，对于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忆却与构成毛泽东时代的各种视觉经验有关，比如红宝书、宣传画、样板戏和领袖像章等，再比如当时人们偷偷流传的各种禁书。这些无处不在的视觉符号和那些非常有限的书籍里传递出的故事情节，构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这唤起了一个成长时期求知欲很强的青少年的好奇心——周围的世界究竟有多大，周围的世界除了《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书外，还有怎样的历史？对当时浓厚政治气氛的感知和受到限制之后对外界世界的好奇，在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自己进入大学学习时，找到了井喷式的答案，因为这时许多原先禁止的书籍可以再版发行了，许多传播思想解放和重新认识历史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周围的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面目仿佛清晰了起来。

这位青年艺术家在自己原有的生活经验和视觉记忆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各种新思想之间不断地调整、补充和修正，现实与历史，社会与政治，真实与虚妄这些相互对立的关系，犹如一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地充盈着他的内心，“以史为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中国人探索脚下新路的必然选择。

然而薛松毕竟不是历史和社会学家，更非政治家，他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的关注，只能选择视觉艺术的表达形式，而他特有的烧蚀、拼贴现成图像和文本的方式，要求他必须在每一幅固定的平面尺寸内完成对曾经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追问。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最不拘泥于历史的具体原典，最能够超越历史和现实图文具体特征和内容的艺术家，看到了一个能够在有限的平面空间中充斥进无数历史图文的艺术家，他作品中的历史是碎片化的，是经过火的洗礼的。

将历史图像和文本碎片化，并且将其多重涵义表达出来，在薛松的创作中，是通过焚烧和消蚀以及拼贴到画布上来实现的。虽然1990年代初的那场失火，使他找到了超越一般意义上拼贴艺术的新技巧语汇，但是，拼贴艺术却是形成他艺术风格和样式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早在1980年代后期的油画作品中，他就已经出现了拼贴的思路：1988年三年级时创作的《向梵高致敬》中，呈“田”字形的画面结构正是用白色的纸张和颜料拼贴的；1989年的《迷墙》中人物形象被画成一张张脸皮，仿佛拼裱到画布上，而右侧白色底子又是用纸张和颜料拼贴出来的。应该说，1985年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劳申伯格包括拼帖手法在内的综合材料艺术，给了学生时代的薛松很大的启发，直到他因火灾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拼帖手法，或者说，深化了拼帖手法的丰富性，并由此确立起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