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街景 邓丽雯︱摄

从龙希大酒店顶层俯瞰华西村的幸福园 邓丽雯︱摄

此刻我正带着 60 个学生在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下乡”做社会调查。我刚打电话给华西村负责接待的副书记，他却累病了，正在医院里面治疗。也难怪，高达 328 米的“增地空中新农村大厦”十天前开张，同时，介绍华西村发展状况的宣传片登上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海内外记者纷至沓来，管接待的书记肯定是连轴转忙个不停。

华西村多年来因为坚持集体经济，发展成如今人均 12 万的年收入，造成所谓户户住别墅、家家有汽车的富裕景观而引人注目，号称“天下第一村”。这个“第一村”很会吸引眼球，盖起不土不洋的金塔，山头上的仿造天安门，购买直升机让村民俯瞰家乡等等，每一个事件都是新闻头条，都引起议论纷纷。其中议论最大的当然是华西村制造的对于老书记吴仁宝的个人崇拜，以及他的家族成员接任新书记和多个副书记职位，整个家族实际占据华西村总资产 90％ 以上的高份额这些状况。其次的批评则集中在华西村的“炫富”，因为他们在新农村大厦的大堂里摆上了重达一吨价值数亿的金牛。其实这两条在我看来恰恰不是问题的关键。乡村民主选举的结果事实上可能向优势家族倾斜，只要不存在程序违法，客观上也可能是有一些正面效果的，比如造成了政务的高效执行和连续性，这也可能形成以乡绅治理为核心的传统乡村自治模式的复兴。至于“炫富”行为，除了被解释为黄金储备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本身被纳入眼球经济运作中，成为一种投资信心和旅游业资源，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这其实是合乎工具理性的行为，我们并不能从道德上苛求。

对我来说，值得怀疑的，其实是华西村的发展模式本身。这个“乡村”赖于发展的钢铁、纺织、化工等行业与本地资源缺乏深刻的联系，它今天事实上已经转型成一个缺乏成熟规划的中小型工业城市。与其他典型的制造业集团一样，它要面临原材料、能源、劳动力价格、市场和环境污染的全球困局。也就是说，它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什么新农村与后乡土社会，而是老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方面，它是核心城市进入后工业时期所排挤出来的高能耗产业的接手者和牺牲品。另一方面，它是不择手段的农村致富竞赛的霍布斯丛林生存竞争游戏的胜出者。这种发展思路上的局限，决定了它最终不得不对周边农村资源进行有计划的榨取，通过整合攫取土地资源，通过独创的怪异的分配制度将收益转化成对于区域中心的供养。这也决定了它的繁荣内在地包含了牺牲、反抗和压制。它的文化因此不得不用奇观来掩饰这种冲突。

费孝通先生构想“苏南模式”的本意是用乡镇企业来带动整体的农村经济，完成现代农业的自我造血。在华西村的实际运作中形成了政府超强干预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华西村的崛起模式，和 30 年来剥夺农村供养核心都市的现代化策略相一致，和用油价和汇率套取不发达国家生存资源的全球化策略相一致。它的成功显而易见，但它的模式显然无法复制在中国别的农村，它并没有为中国乡村的发展贡献可选的道路。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和家庭专业化非农产业的温州模式，也同样没有贡献可选的道路。乡土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被滋养，而是被抛弃甚至被毒害。寄生于都市的近郊农村“农家乐”化，成为景观装置而不是产业。而在这些实验地区之外的更广阔贫弱的乡村，农民工背井离乡涌向都市，留下老人和幼儿守望凋敝的田园。等待着一队豪华越野车出现在村口，宣布他们的家园成为开发区，这成了一些地区致富的唯一企盼。

随之被破坏的，是勤勉劳动的天经地义，敦厚的熟人文化和村落基础，道器共生的、共享的和神性的文艺。

60 个艺术学生在华西村，观看、走访，是为了把土地的阵痛和历史的癫狂都植入自己的体内，成长为“历史问题青年”。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重新阅读马克思和晏阳初才成为可能，理解齐泽克和包豪斯才成为必要。今天，当艺术家们重新把乡村纳入自己的视野，如何避免消费主义的农家乐和香格里拉情结，如何超越古董收藏和遗产保护心态，如何反思代言人和拯救者角色，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

总体艺术运动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渊源至深，尚未被深刻论及。

由拉斯金·莫里斯等人领导的英国工艺美术运动，本身就是对于机器生产的暴力的反抗，强调失去了实用的“小艺术”的支持，所谓个人灵感的“大艺术”就只是毫无意义的有钱人的玩物。他们希望由手工艺生产模式作为社会改造的出发点，“使世界能再次变得既美丽动人而有富于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