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力钧在1991年左右创作的《系列2 ，2号》现被收藏在西方一个重要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中。多年以来，这幅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名词，1998年该博物馆回顾世界百年现代艺术，在众多大师级的艺术作品中，他们选择了方力钧的“光头”作为展览画册的封面。

方力钧的艺术生活是绚丽的，这并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个艺术之外的社会人的生活。他和朋友成功着经营着两个系列的餐馆，其中之一便是在北京常常流连于建外Soho、后海一带的小资们最熟悉不过的餐馆“茶马古道”，据说这家餐馆曾被美国的《时代周刊》评为亚洲最佳餐馆。方力钧还在2003年参加了张元导演，赵薇、姜文主演的《绿茶》的拍摄。

这无疑是一位最有明星气质的艺术家，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妩媚”的笑容，丰富的生活，金质的艺术工作，然而无论怎样，他依然会尽力在每天早晨七、八点钟从北京市内的家中驱车赶往北京通州区宋庄的工作室，直到晚饭时间回城，过着如同任何一个朝九晚五坐车上班的白领一样的规律生活。

挣扎着找口食

记者：对很多人来说，你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生活很传奇。

方力钧：88年没有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人在那里租了画室。最早一些人租了农民的院子，我经常去玩。第二年夏天毕业我回家呆了一个月，再回到北京的时候，朋友帮忙租好了房子。是一套两间房，外面一间不到二十平米归我用。在那里住了半年，7月1号到第二年1月1号。后来房东来看过，看到我不仅用了里面那间，而且还有一个北大教书的哥们儿一起住，他警告了我，我没有在乎。结果31号就来轰我。

那年的1月1号，特别冷，自己找三轮车，找房子，搬东西。后来找到一个农民的大院子，外面的一间有三四十平米，是他存柴禾的仓库，里面的有十几平米，归我住。这样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的一个阶段。当时太惨了，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记者：不要家里的钱？

方力钧：当时各种办法都想尽了，而且我的人缘应该算是好的，最苦的时候每天也都是很灿烂的，乐观的，不像有些人哭丧着脸，所以很多人不讨厌我的。我的精力也好，也能去蹭饭，满城跑着去蹭饭。

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人去大连给人去画商品画、部队的教学挂图，画完了分了一点钱，从大连回来的时候，搬到圆明园里面，紧挨着养鸡场的一个小破房子里。那段时间相对稳定，但是越来越穷，基本上属于干耗。我们把床板掀开，一分两分的钢崩儿都抖落出来，还有粮票，一两二两，弄一把，那时候还有串胡同卖粉条的，红薯粉条，我们就换一大堆粉条，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瓶酱油，每天吃酱油粉条。

记者：“康师傅”在那时间看起来是奢侈品了？

方力钧：那时候想都不敢想。有几个人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攒够钱一次性买30斤挂面，1斤咸盐，这样就可以把一个月的储备顶住了，然后看别的机会能不能混点儿肉吃，弄棵白菜。

不过那时候还挺好玩的。虽然苦，但是状态比较对，大家创作的欲望都特别强。除了挣扎着找口食儿这点事儿，整天就是在画画，当时也不觉得自己委屈。年轻嘛，觉得未来有希望。

记者：什么时候形势才好转？

方力钧：92年好转了起来，开始有杂志报道，也有了展览的消息，人的状态开始好了起来。那时候吕胜中老师请我给他的美术学校代课，有房子住，不要房租，能画画，还有讲课费。不过还是搬来搬去，也再搬回过圆明园，一年搬好多次家。开始搬家还有好多东西，后来精简得就剩一三轮车了。那时有一些画寄存在北大的宿舍，喻天红，就是我最早的模特，后来他们同宿舍有年轻老师要存放电视机，就需要把我的画拿走，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没有办法，就那么给扔了。

我们在圆明园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很快，但是当时日子需要一天一天的过，尤其是最穷的时候，也挺不好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了我精神或者物质的帮助。一是去老栗家蹭饭，聊天；一是和平出版社经常给我活；美院的老师给我教学的活，保证有100块钱的讲课费，从圆明园附近骑车或者坐公车到王府井去教课，我当时的房租就是100块；在老师们家中蹭饭，到中华研究院的师兄那里去吃炖肉，拿画板什么的。兄弟、同乡，现在想起来当时好像把所有的资源都交叉使用了，而且还安排得挺好，大家都还不讨厌你，自己还能得到适当的“补充”，哈哈。不过想想要从圆明园到东三环混顿饭吃，也还是件挺苦的一件事情。

有一种幸福叫放弃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购买你的作品？

方力钧：实际上“89现代大展”上，挂了三幅毕业创作的素描稿子，半开纸大，就是从这个系列开始的。那几幅素描，可能比较朴实，跟整个“85新潮”时期的作品不太一样，所以开展两个小时左右，就有好几拨人想来买这一组素描，有人开价300美金，那时候学生能够卖画，是一个挺兴奋的事儿，不过后来拖了下来。92年的时候，这几幅素描参加了澳大利亚一个关于中国的新艺术的展览，新南威尔士国家美术馆买了两幅，这等于是第一次向公共机构卖画。

记者：价格是多少呢？

方力钧：每幅1500美元。对于像我当时那样处境的艺术家来说，这个开端很不错，一出手你的作品就是国家美术馆。后来参加了柏林新艺术展。当时我准备比较充分，我和同学刘炜合作，之前我们就商量好的，圆明园阶段的作品都不出售，留下来，等机会成熟时展览。所以当时一开展览，我的作品，无论是尺寸还是数量可能都是最大的，所以当时的宣传对于我可能相对有利一些。接下来《纽约时报》做了一期中国报道，拿我的作品作为封面。接着就是“后89中国艺术展”，那算是第一次大规模出售自己的作品。

记者：销售状况可以完全改善你的生活了。

方力钧：那个年代对商业有与生俱来的抵触，觉得艺术和商业应该划分界线。而且96年之前我对作品的出售控制都非常严，那之前很少有私人收藏家能拿到我的作品，基本上都给了公共机构收藏，96年才开始有了一些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