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直有一种力量

记者：你们毕业的时候，美院的学生是不是已经不流行找工作了？

尹朝阳：毕业后我是没有工作。但我当时找了，找不着，事实上现在大部分的人也不可能去做这个职业。当时最理想的是留校，我当时觉得留校没戏，想去别的学校试试看。那时候还是觉得大学老师不错，90年代中期，相对稳定，业余时间搞一搞创作。但是最后确实不行，人家不要我。

记者：直接当职业画家，收入从哪里来？

尹朝阳：教学生，一直教了四年，直到2001年，穷得叮当乱响，那个阶段就相当于他们(那一代)的圆明园阶段。不过现在别人觉得我挺顺的，好像坐着火箭一样。

记者：99年你创作了《石头》系列，感觉那时候的情绪很沉重，是因为生活么？

尹朝阳：有关系。

记者：现在形势好转了，作品中的情绪不再那么沉重了？

尹朝阳：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会不断遭遇，虽然不再会为一天三顿饭发愁，但你还会有问题，反正人活着总得找一些事儿给自己难受，这样可能证明你活着。每天都是和风细雨的，那人基本处于安乐死状态。

记者：难受才是最好的创作状态？

尹朝阳：我并不会因为创作去刻意的难受，那是等而下，完全是自虐。那种难受有时候可能是心理上，身体上的，而现在更多是心理上的。不再去为温饱发愁了，人就开始面对挑战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你会赢，有时候会输，人的身体会慢慢老去，你要和这个对抗，而和这个对抗的时候，人最终是要失败的。一想到这个的时候，自己拿什么来支撑你？要一直有一种力量，就好像是拉锯战。

记者：你们这一代人似乎不像前两代那么具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视觉经验，或者社会学内容了？

尹朝阳：我不想让自己的作品那么单一，符号化。这并不是刻意地同前两代人区别开来。如果我想坚持什么的话，如果我内心只感受那么一个东西的话，我会去做。但是我心里感受的是别的。

记者：你的《青春远去》、《石头》、《神话》系列都可以被解读为个人体验、心理学的内容，但是你最近的创作被人认为是“带着革命题材的回归传统”，对天安门、毛**像、红旗等意识形态符号的使用是刻意的么？

尹朝阳：至少有一点，我现在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有感而发，我犯不着投这个机，原来那些作品卖得很好，现在还有人来要早些年的作品。我只是要在三十多岁的时候，通过这个对过去的，从小学到成人，经验当中所有理想主义的符号做一种个人的清理，对我来说，像一个仪式，对它回忆也好，重新解释也好，就是一个仪式。

记者：客观效果来讲，你们这一代与国际接轨之后，一鸣惊人的机会反而少了很多。

尹朝阳：说真的，我现在不太关心国际化什么的。虽然也关心成名，但是每天还是挺平常的生活，一早起床就去画室，别人觉得我像个种地的，八、九点钟去，下午四、五点钟回家，活的相对比较健康，不抽烟，也不怎么喝酒。你的内心只要是汹涌澎湃的，没必要把自己外在的东西弄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