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届全国美展

1929年4月10日至4月30日，在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在政局相对稳定后经过漫长筹备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的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中外观众近十万人。展览不仅有书画，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也有金石、摄影；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其中，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西画作品的风貌各异，既有写实的风景和人像，也不乏追随西方现代派画风的作品，并因此引发了美术史上著名的徐悲鸿与徐志摩的“二徐论战”。该美展普通出品人1080人，出品4060件，入选者549人，出品1200件，特约者342人，出品1328件，得券价7400余元，所耗经费未超预算。[3]

（二）第二届全国美展

1937年4月1日至4月23日，第二届全国美展在南京举行。应征作品除迟到外共计5545件，后经审查委员会资格评审共有1913件作品入选，作品涵盖了18省及5市。另外，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等机构也选送了作品。展品分六室展出，有国画、刻印、美术工艺、建筑图案及模型、雕塑、西画、现代书画、古代书画、摄影等，总计2084件。为配合展览还举行了学术讲演、话剧演出和音乐演奏。展品中杰出作品，由教育部指定中央博物院等机构购买并永久陈列。美展按期闭幕后，《中央日报》曾发表社评评价：“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已于昨日完成其使命，圆满闭幕。综计二十余日之中，参观者达十三四万人之多，开历来各种展览会未有之盛况。此次展品，种类至繁，书画以外，并及雕塑摄形、建筑图型、美术工艺、金石篆刻、善书图书、计共七部。以时代论，则上溯殷周、下逮近世，所有杰作，靡不毕具，足令前往观览者赏心赞叹，留连低徊而不忍舍去，……”[4]

（三）第三届全国美展

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0日，第三届全国美展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频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加之军费开支庞大及战争影响，使得美展的筹备工作和资金问题突显。但美展还是出品1600件，分书法、国画、西画、雕塑、建筑、工艺、摄影、图案、版画、篆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品、国立研究院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品、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出品等。虽然政府鉴于在战争期间应注意觉醒民族意识、激发同仇敌忾精神，希望美展多一些宣传抗战的作品，但参展作品内容仍多为传统题材，只有少量作品与抗战有关。

第四届全国美展原定于1945年在光复后的南京举办，由于政局等多方面原因最终未能举办。新中国建立后，入台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举办“全国美展”，迄今已有十余届。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明显有着西方影子，清末民初的部分归国留学生任职于各美术学校、出于举办画展的需要他们建议当局建设美术馆，加之“美育代宗教”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当国民政府在条件逐渐具备后举办全国美展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在政局动乱、抗战爆发等情况下，定期的全国美展已经无法保证，这可以从胎死腹中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可以看出来。

三、民国“全国美展”的特征

 
应该说，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博览会和美展等现代文化形式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也与蔡元培将美术作品由私有变为公共的“美育”观念有关，还与美术的“进化”和“与世界接轨”等现代理念的促进有关。民国时期的全国美展，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展览的官方主导

第一届全国美展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的展览，除了基于对美术的社会作用的基本认识外，也是晚清以来从政体改革到文化建设效仿西方的系列举措之一。也可以夸张点说，是近代中国社会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西方体系的现代化之路后，在民主法制框架下的公民社会的文化建设之举，艺术被置于官方体系之中，成为了“国家意志”的一部分。

所谓“官方主导”，主要体现在：

首先，展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政府高官担任了相关职务。第一届全国美展，蔡元培任名誉会长、杨铨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任会长，教育部参事孟寿椿为实际执行总干事；第二届全国美展，林森任名誉会长，蒋介石、蔡元培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任会长，张道藩为筹委会主任；第三届全国美展，林森任名誉会长、孔祥熙、戴季陶任名誉副会长，教育部长陈立夫任会长，张道藩为筹委会主席。

其次，组织相应机构负责作品的遴选和布展。如前所述，中国缺少公共性的展览，更缺官方意志下的公共性展览，三届美展所聘请的各委员会成员皆为当时一流的学者和美术家。台湾学者刘瑞宽从大众艺术教育的推广层面加以考察，认为由学校艺术课程的实施到官方美展的举行是必然的。他评析了美展在艺术在现代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与城市发展、商业运作、经济因素等诸多因素一起，共同构筑了一种新兴文化。[5]我认为该观点很中肯，同时“美展”也是“美育”的必然逻辑。

再次，承担美展的主要费用。首届美展的经费为2万元，第二届为5万元，第三届为20万元。其实，费用还是很紧张的，如首届全国美展连续出版《美展汇刊》十期后，但徐悲鸿与徐志摩等人的论战还未了结，在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后不得不加印了一份增刊，刊载了徐悲鸿的续《惑之不解》等内容，但最终可能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未能刊载徐志摩6000字的回应文章。据商勇考证，当时政府为美展拨款2万元，因出版了《美展汇刊》和精美的珂罗版《美展特刊》古部本（彩印），今部本（黑白），估计费用远远不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