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虹把他出色的艺术专著《中国先锋艺术：1978—2008》送给我，并要我为此书的新版写几句话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鲁虹当然知道我并非艺术家，也非艺术评论家；我也无意冒充内行，胡乱发些不着边际的高论，但我确有些话想说——非关艺术，而是关于艺术后面的人生。

我认识鲁虹是在文革后期。那是一个相当奇怪的年代，虽然政治气压仍然很低，“批林批孔”运动也正在每个单位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但文革前期那种强颱般的狂风暴雨毕竟已告一段落，人们开始有点行动的自由了。我那时在武汉市一个中学当老师，一家三代六口住在一间不满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可就是这间陋室，常常聚集着一、二十个朋友，床上凳上，或倚或坐，一杯清茶，谈笑风生。朋友中有同辈如周翼南的，有大我二、三十岁如曾卓的，也有比我年轻一、二十岁如鲁虹的，一种莫名所以的吸引力把大家团在一起，这里没有权力的攀附，没有利益的纠缠，没有名誉的追逐，也没有酒肉，没有麻将，没有卡拉OK，甚至连稍为丰足一点的食物都没有——那是一个什么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

现在想来，这其实是在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年代里，一群不满现状而又不甘沉沦的朋友因为精神气味相投、人生追求相近而自然形成的圈子。其时文革的文武大戏已唱得差不多了，副统帅居然从天下掉了下来，看戏的人们渐渐看清楚了一些门道，对大人物及其追随者们不再抱希望，也不再表尊敬，但对国家和民族，尤其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却还不曾绝望，不相信情形会一直这样坏下去，于是便“逍遥”在一起，读书、写字、画画、清谈，谁弄到一本好书，必会在圈子中传阅，直到读破为止。那时还真看了不少好书。还有那些谈天，上下古今，纵横中外，无拘无束，现在想起来还叫人怀念不已。记得我曾经有一首七律给翼南，尾联说：“北窗风雨逐云急，陋室弦歌有布衣”，“北窗风雨”自然是影射北京的权力斗争，而“陋室弦歌”则是我们的自豪兼自慰了。不敢说我们当时就有明确的“挽斯文于不坠”的使命感，但不甘心，也不相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那样消亡下去，则是大家共有的真实心情。

人是很奇怪的东西，社会也是很矛盾的存在。在文革那样专制暴戾的年代，像我和曾卓这样可以任人宰割的“分子”，偏偏会在周围聚集起一批真诚坦率的朋友，一批很有志气的青年，关系之亲密融洽，感情之自然纯洁，反而是我后来在民主自由的美国和台湾所没有遇到的。不能单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关系，这未免有点可怜；其实我们在高压之下仍然有欢笑、有歌舞、有爱情，仍然有意气风发的一面，甚至借用伟大领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言来形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那时的中国，像我们这样的地下小圈子其实各地都有，文革结束后便一一浮出地表，成为改革开放中各阶层的活跃分子，骨干分子，也蔚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繁荣盛景。

我1981年出国，先在美国留学9年，继在台湾任教18年，二十七年间我虽身在海外，仍然心系故园。我乐观祖国在改革开放中的长足进步，我尤其欣喜我的朋友们一一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弄潮儿，或从政，或经商，或治学，或游艺，莫不斐然有成。鲁虹正是这些朋友中表现出色的一位，当年的毛头青年今天已经成为国内有数的美术评论家了。当我从海外归来，与善腊、丽莉、赵军、鲁虹、小宝、峰琼、建国、大江、启新、光照、为林等一批老朋友相聚的时候，他们竟然都不约而同地说当年在我那陋室中的清谈是青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我由此推想，鲁虹在本书中评述的1979至2008年这三十年的中国先锋艺术，未尝不是酝酿于七十年代中国各地无数的不满现状而又不甘沉沦的朋友圈，以及无数陋室中的清谈。甚至夸大一点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思潮，与我们今天取得的种种进步，也未尝不是酝酿于同样的朋友圈，同样的清谈。我们还可不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朋友们其实是以种种“行为艺术”在演绎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这人类历史上极其壮阔的画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