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人物研究》(借自英国女王)

达-芬奇传世的绘画仅有14幅，其中9幅目前正在英国国家画廊集体亮相。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经历这样的展览。如此不同寻常的展览是如何诞生的?画廊负责人怎样才能说动卢浮宫、梵蒂冈这等大牌博物馆纷纷将画作从自己墙上搬下来并送到伦敦?　　

在乔治-瓦萨里对同时代艺术家的描述中，他记录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对自己画画时总是拖拖拉拉的辩解，达-芬奇说“最天才的人往往干得最少，但收获最多。”他本人确实是对这一句话的绝好例证。我们所知，达-芬奇仅仅画了20幅左右的画，留存下来的仅有14幅。而其中9幅目前正在英国国家画廊的展览中集体亮相。最后一次9幅达-芬奇聚首还要追溯到1939年的米兰，因此，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经历这样的展览。

如此不同寻常的展览是如何诞生的?画廊负责人怎样才能说动卢浮宫、梵蒂冈这等大牌博物馆纷纷将画作从自己墙上搬下来并送到伦敦?英国《卫报》为读者提供了解答。

这个主意起始于5年前。当时的馆长查尔斯-萨马赖斯-史密斯(Charles Saumarez Smith)就展览事项与早期意大利艺术部门的策展人卢克-西松(Luke Syson)进行讨论。画廊有一幅达-芬奇作品《岩间圣母》，当时正在修复，但西松立刻想到这幅画。他建议说，可以聚焦于达-芬奇最富有创作力的时期——为米兰大公斯福尔扎工作的16年。画廊方面当然希望一个展览有完善的学术框架支撑，并且，如果有可能，他们的《岩间圣母》应当是展览的焦点。讨论到这里，西松的问题不仅是“展览的目的是什么?”或“国家画廊的收藏在达-芬奇全部作品中占什么位置?”，甚至还有“借来展品的可能性有多少?”。西松首先致电温莎堡的马丁-克莱顿，女王拥有世界上最丰厚的达-芬奇素描稿(大约600幅)，而克莱顿是其监管人。在电话中，克莱顿对展览举双手支持，并表示皇家收藏将会热情借出需要的藏品。

这种非正式的联系是大部分展览的方式。不需要馆长或者政府官员交换信件，只是一些互相认识的策展人像联系朋友一般互相打一个电话。事实上，艺术世界的上层社会是很小的。比如说，西松和他的同事、英国国家画廊修复部主管拉里-基斯(Larry Keith)都是卢浮宫修复《圣母、圣婴和圣安娜》监督委员会成员。这类关系通常会有所帮助。

当西松和其法国同僚Pierre Delieuvin接洽，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所在。“如果你不问起，自然无所收获。”西松说。因此，他坐在卢浮宫大皇宫的沙发上，询问是否可能借出卢浮宫的《岩间圣母》和《漂亮的女铁匠》。后者毫无理由地笼罩在《蒙娜丽莎》的光芒之下。他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在一番温和而礼貌的讨价还价之后，西松同意英国国家画廊之后要将《圣母、圣婴和圣安娜》的手稿借来法国与原画一起展览。这一君子协定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西松说，这类商定并不仅仅是物物交易，更是机构之间友善关系和公共学术目标的“自然和有机”合作。

通过梵蒂冈，将未完成的《圣杰罗米》借出也采用了类似方式。现在西松已经有一个展览的大致架构了，不过他的目标是所有达-芬奇米兰时期的绘画，其他关键画作可能需要作更大努力。国家画廊与其他一些机构的交流并非像和卢浮宫、梵蒂冈这般常规。他联系了波兰克拉科夫的Czartoryski基金会，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意大利米兰的安布罗斯画廊，“试探着与他们交流，看是否有进一步愉快沟通的可能。”

试探获得了不错的结果，英国国家画廊的新馆长尼可拉斯-佩尼(Nicholas Penny)和西松作为正式代表周游列国。介绍画廊的计划，他们列出了出借展品的好处和坏处，讨论画作是否适合旅行，谈论展览的目标，指出几幅重要画作已经同意借展，最后，把一切说明白了，根据西松的说法，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请求”。整个过程总共花费了一年时间，但他们终于满载而归。最后英国国家画廊同意向冬宫和安布罗斯出借藏品。

最后，其他借展作品也紧随而来，英国贝克鲁公爵拥有的《纺车边的圣母》和新发现的私人收藏(显然是一个财团所有)的《救世主》。西松终于攒够了达-芬奇米兰时期的作品。

国家画廊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会议决定，展览将在塞恩斯伯里展厅举行，那里的展厅尺度适合画作的尺寸，缺少自然光线，也对素描的展示很理想。同时，会议决定限制参观者人数，尽管那会失去一部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