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涉中国当代艺术：“在很短一个时间内，我觉得特别幸福”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的?

田霏宇：我最早到中国是1999年，读本科时来参加一个留学班项目，在学校看了徐冰的展览，非常感兴趣，就开始接触中国当代艺术了。我学的是文化理论、文化研究，这些理论正好在中国当代艺术里面得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现。之后就上瘾了。

我刚来的时候，正好是90年代当代艺术地下活动的结尾时期。那个时候看展览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公开出版物介绍。从2001年开始，我认识了一些北京的资深策展人，每次有展览，他们都会打电话、发短信告诉我。到2002年有了798，已经开始参与这些事情。

记者：具体怎么参与呢?

田霏宇：主要是通过文字，翻译他们的东西，其实翻译也算是一种解读。也会经常带一些外国人去逛。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798只有两三家画廊、十几个人的工作室。有一天，来了亚洲协会馆长之类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像798的导游。但没有想到再过十年，798真的是塞满了旅游团。我的印象也是一步一步，跟这十年的这个圈子一起成长。

很快我回到了美国，因为很突然地接到苏富比的一个工作的邀请。在纽约，我整理出来第一场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图册。拍卖是在2006年的3月份举行的，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开始形成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行业的感觉。

当时国际上也开始关注起中国的当代艺术。因为我拥有这种语言能力和经验，会有很多人很真诚地问我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很多地方也会邀请我做讲座，我也开始做一些小型的出版物、各种展览。

在很短一个时间内，我觉得特别幸福，参与从博览会到大型美术馆在中国的项目，再到拍卖行的研究，感觉艺术界的各个门类都接触过，也很快搞清楚了不同结构的特点，以及他们会怎么去应对中国这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与前景：“中国的特点是，它完全可以自己持平”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现在整个当代艺术的生态?

田霏宇：有时候，不要把它完全当作一个中国现象。其实全球的艺术市场，在这十年都经历过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西方的美术馆体系，十年前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些个别的收藏家或者是大牌艺术家对美术馆举旗有这么大影响。

有一些例子，比如说西方的体系本身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在2000年，还只是一个欧美的系统。真正纳入俄罗斯、南美、东欧，甚至中国，形成一个很好的、很全的现象，也就是全球化的发生，很可能是这几年的事。

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可以放到全球的语境里面去解读，可能比每次都说是中国自身问题要好很多。

记者：那中国当代艺术，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田霏宇：中国的特点是，它完全可以自己持平。现在国内的藏家、机构完全是转得起来的，艺术体系已经形成了。问题不在于中国艺术家能不能生存下去，能不能有像样的内容，而是会不会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不通，而形成一个所谓的中国艺术圈，纯国内的，或纯国外的。我觉得中国现在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国家，艺术家要有野心，去参与国际上的对话。

中国现在有一群人是一直走在国际视野里面;还有一些人是希望做到这一点，但可能做不到;也有一些人根本不会遵循这一点。也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市场因素造成的。

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可能美术馆展览的经验方面差一点，但是作品的价格很可能比同等年龄的，且一直在很强大的一个学术、策展的系统里面成长的国际上的艺术家高很多。而且不是高一点，是高很多的。真正就质量而言，并不是那么物有所值的。

记者：那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景怎么看?

田霏宇：有几群艺术家让我觉得比较乐观，非常年轻，他们可能更具备一种去面对全球社会的能力。因为网络的出现，哪怕你没有出过国，或者出国机会很少，但你肯定知道全球在发生什么，全球的这些大腕是谁。这边刚发生一个什么大的展览，你没过去，起码在网上看过图了。这些知识都要比以前更丰富，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在这么一个基础上，能做出的东西包括对理论的研究，也不同了。

最近一些艺术家回到了思想里，其实是很好的趋势。当然现在没有什么运动，也不知道具体往哪靠，但反正有人在想问题了。

艺术还是不能只把自己当作商业，还是得保留它的一种距离，它既不是大众文化，也不是纯粹商业。

记者：但商业现在介入当代艺术非常大。

田霏宇：商业本身不一定是问题，关键在于商业建立于什么。到尤伦斯，如果工作能够做好，我们做的展览会对艺术家有一个间接的帮助。我们可以真正做一些有内容的展览，以一个最好的方式呈现一些最好的艺术家，而且背后是干净的，这个是我最大的目的。
 

【编辑：冯漫雨】